第三，獨立至今，美國自身行為方式在很多方面都與世界格格不入。就其傳統而言，美國不是安於現狀的國家。當強大時，它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改造世界，當實力減弱或遭遇挫折時，它往往會離群索居，獨來獨往，保持自身行動自由。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捲入的多場戰爭可謂是其行事風格的寫照。美國幾近任性對不同區域發起干預或改造戰爭的記錄並不光彩，它帶來的通常是混亂、無數平民死亡、大規模難民潮。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這些美國試圖以戰爭改造的國家無不深陷內戰或分裂泥潭。
另外，冷戰後美國戰爭決策的情緒化和非理性特征明顯。美國一些主流媒體以既有的意識形態偏見誇大渲染國際事件，加劇了決策者在公眾輿論情緒化壓力下做出錯誤決定的可能。美國國內政治高度“極化”，更使決策者易於非理性地以戰爭方式來緩解或轉移國內危機。這些都增加了美國捲入戰爭的衝動性和隨意性。
總的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和不惜以戰爭改造他國的頑固實踐，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自身歷史傳統，帶有一貫性，其當代實踐給世界帶來深刻分裂和持久混亂。在對美國外交史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後，美國知名學者羅伯特·卡根深刻體會到了美國的“好戰”和“侵略性”傳統，得出“美國是個地地道道的危險國家（Dangerous Nation）”的結論。這雖然有些不中聽，但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客觀概括了美國外交的本質。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