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使美聯儲還有150個基點的貨幣政策空間，恐怕也難以應對美國經濟可能迎來的衰退風險。
而且對於鮑威爾來說，貨幣政策自身也面臨著挑戰。在今年8月舉行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鮑威爾以“貨幣政策的挑戰”為題，指出當下的貨幣政策正面臨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挑戰。“三低”現象背後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其後果是經濟增長引擎變動、增長方式轉變、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矛盾等長期問題。
“三低”推動政策層面發生轉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意識到貨幣政策在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方面的不足，紛紛將目光聚焦於財政政策。
但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自己的腳才知道，每個經濟體的選擇都將不盡相同。
對於鮑威爾這一貨幣政策的擁躉者來說，暫且不提財政政策，單是貨幣政策就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如何在低利率的世界裡，更好的支持就業最大化和價格穩定，推動經濟增長；二是如何把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納入貨幣政策分析框架。
而考慮到美國財政赤字的狀況，美國財政政策發力程度也不盡樂觀。天風固收團隊研報顯示，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測算，美國債務率將從2019年的79%上升至2029年的95%。而這是依據當前財政水平和支出計劃制定的，如果通過新的支出計劃，則債務擴張更加不可持續。
所以，美國財政政策發力比想象中困難。
對於經歷了失去的20年的日本來說，貨幣政策已然是塊雞肋。
在剛剛結束的首屆外灘金融峰會上，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表示，貨幣政策的空間是有限的，央行並不是總能通過貨幣政策來設定通脹率。因為，一來貨幣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的衝擊，二來寬鬆的貨幣政策只能在其他國家不這樣做的時候解決本國自己的問題。
對於財政政策，白川方明的意見是，財政政策也並未萬能，它只是將需求前置而已。要真正實現引領經濟走出低谷，關鍵在於將投資引向高生產力的部門，提高整體的生產力才是解決之道。而且，日本政府的財務狀況不允許日本採取大規模的財政政策。
答案何處尋
對於中國來說，情形又有不同。
2019年3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速降至新低6.0%。拆分來看，基建未見起色、地產限制重重、出口增速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PPI出現持續負增長……加之高杠杆下社零繼續回落、中美貿易摩擦情形反覆、製造業投資信心下滑，貨幣政策寬鬆以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似乎勢在必行。
然而，當前豬肉價格飛漲導致CPI居高不下，已經給貨幣政策出了些許難題；加之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毛細血管”仍有阻塞，央行在放鬆社融方面還面臨許多約束。
由此看來，雖說LPR改革讓貨幣政策可以從與債券市場的博弈難題中脫身出來，但複雜局面之下，貨幣政策或許仍然“左右為難”。
對此情況，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在首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坦陳，“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不足之處是目標太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餘永定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在目標導向下，提升有效需求的政策便是對症的。由此，當下最有效的就是財政政策。
在他看來，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經濟過熱的情況，但在通縮情況下無效。而且對於中國來說，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不會引起很多問題，即使出現問題，也有許多手段可以守住底線。
貨幣政策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局面，在CF40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繆延亮看來，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對利息的定義達成一致。
當今，關於利率最有影響力的兩個理論，一個是凱恩斯提出的流動性偏好利率——與流動性分離一段時間而獲得的相應補償，利率是由流動性的供給以及經濟主體的偏好決定的；另一個是馬歇爾•費雪提出的新古典理論，利率代表的是儲蓄和投資的一種平衡點，分別取決於對投資的回報率和對時間的偏好。這兩個理論看似衝突，實則一個著眼於短期問題，一個注重長期效應。
至於如何避免貨幣政策觸及零利率下限，繆延亮開出的藥方是：在國家層面，更多依賴於財政政策和結構性的改革；在國際層面，需要有整合更充分的全球保障網，以降低對安全資產的需求。
一句話總結：當前扭捏之境的答案，或許已不在貨幣政策本身，而在貨幣政策之外了。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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