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島內的誤解、質疑甚至是批評和挑釁，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沒有朝令夕改，而是始終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在2019年10月1日國慶閱兵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這既體現了大陸對台政策的延續性和嚴肅性，更說明了大陸對台政策“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堅韌性，祇要認準了是正確的事情，就一定會堅持到底。中國大陸之所以高度自信，主要是因為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兩岸勢將由融合發展逐步邁向最終統一。當然，兩岸在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就必然走向統一。以歐盟為例，歐盟自成立以後在社會治理等方面已經高度融合，連貨幣都已經完全統一，但歐盟並沒有形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依然是各個國家的集合體。所以，兩岸融合發展可以為兩岸和平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但並不會必然導致兩岸統一。也就是說，兩岸融合發展祇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兩岸要想在融合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質的飛躍，走向和平統一，還必須有一個關鍵的催化劑——兩岸民主協商。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出，“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種民主協商的提出，對於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落實“一國兩制”具有重要的意義。〔11〕
一方面，借鑒第一屆政協歷史經驗，跳脫台灣執政黨的人為設卡。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時稱北平）舉行，會議代表662人，其中團體代表235人、區域代表116人、黨派代表165人、特邀代表75人，會議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成人員。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執政黨依然是國民黨這一背景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是跳脫了執政黨、直接廣泛邀請各界代表來共同協商重大國是。未來兩岸協商也有可能會延續這種模式，即如果島內執政黨如果繼續拒絕兩岸協商的話，兩岸就有可能直接撇開、繞開、跳脫台灣執政黨，而直接訴求民意，廣泛邀請台灣各政黨、各團體、各區域和各界的代表人士，來直接進行協商，並就兩岸統一以及統一之後台灣社會治理問題進行廣泛討論。在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國大陸也明確提出，“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12〕顯然，中國大陸從來不祇是將希望寄予台灣當局或是台灣執政黨，而主要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祇要台灣人民支持兩岸統一，無論執政當局如何阻撓，最終都難以撼動兩岸統一的歷史潮流。
另一方面，辨析“兩制”台灣方案與港澳模式的內在差異，以融合發展促進國家統一。“兩制”台灣方案與“一國兩制”港澳模式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點，這主要是因為處理台灣問題與處理港澳問題的時空語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台灣問題主要是中國內戰遺留下的產物，而港澳問題則是外國殖民的結果，因而在處理台灣問題時應與台灣當局進行協商談判而不應引入第三方，但處理港澳問題時進行協商談判的對象卻主要是英國和葡萄牙政府而非當時的香港總督或澳門總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是台灣現在具有自己的軍隊，存在著一定的“以武拒統”的能力，因而中國大陸在解決台灣問題時並不能完全排除非和平方式。事實上，祇有做好了最充分的非和平方式準備，才能為兩岸以和平方式統一提供最佳保障。但港澳回歸前的駐軍是外國軍隊，因而港澳回歸主要是通過協商談判的和平方式來完成的。另外，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是“台獨”問題，但在港澳回歸時，類似的問題卻並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