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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月23日電（作者 汪毅夫）日人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版）提及近代日本元老之一的西鄉從道。其中有一段講道：“西鄉從道是薩摩出身，在征韓論戰中活躍於大久保利通麾下。他原本是陸軍軍人，但後來轉為海軍，并在內閣制度創立後斷斷續續地擔任海相，總任時間長達10年之久，建立了能够贏得甲午中日戰爭的日本海軍”，“由於在與兄長西鄉隆盛的對決中不幸地使對方死亡，西鄉從道心懷愧疚，因此他決不試圖謀求海相以上的更具前景的地位”，西鄉從道“卒於1902年7月18日”。
我今天要講的是西鄉從道率軍入侵台灣的故事。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人借口琉球海難船民遭“台灣生番”殺害，由西鄉從道率軍入侵台灣。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并命與日本侵略軍頭子西鄉從道交涉。台灣地方要員“同日本中將西鄉從道反複論辯，逐條窮詰”，“并帶去《台灣府志》一本，內開琅嶠十八社系屬歸化生番，交其閱看”。接著，清廷調精銳部隊淮軍銘、武13營共6500員從江蘇徐州移駐台灣鳳山。當時，侵略軍中發生傳染病疫情，可謂為天所因。西鄉從道聽聞大陸派來精銳部隊，終於在天困、理虧和力怯的境地裡撤軍走人、逃之夭夭。
（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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