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說，政治人物深知隔離場所附近民眾容易造成恐慌，卻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此為泯滅良知的惡劣行徑。例如，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曾表示，“為防武漢肺炎疫情擴大，高雄市政府規畫以軍營做為集中收治中心”，卻遭到了高雄市議員林智鴻抨擊為製造恐慌和唱衰台灣防疫體制。
姑且不論2003年SARS期間的防疫，當時高雄市長謝長廷曾在小港的少康營區建置可以容納1000人的集中隔離中心，韓國瑜針對可能的發展預作規劃和準備，若可拿來嚴厲批判，豈不助長了本不應該存在的恐慌？武漢台胞返台後，總要有個隔離檢疫的場所，而配備相關設施及醫護人員必須進駐，在在都顯示難以保得住地點的秘密？再說，有何保密的必要呢？
事實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聲稱要對柯文哲開罰，同樣也是消極地順應人民可能造成恐慌的心理。而政府主管機關行事若屈服在此恐慌下，豈不等於認同了“歧視”的價值。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對於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療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合法權益，應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從聲稱要對柯文哲開罰的事件中，仿彿讓人嗅到了對來自疫區同胞歧視的味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