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企業除了接受來自國家政策的幫助，自身也需要積極做出應對。
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的過程當中，且轉型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漫長。傳統產業本身就有一個向頭部集中的優勝劣汰的過程，即便沒有疫情，一些傳統的偏低端產業也面臨著生存的困境，全球都一樣。
日本、韓國、德國在二戰之後都出現了經濟高增長之後逐步放緩然後轉型的過程，轉型過程中很多企業日子並不不好過，但並不影響整個國家最終成為發達經濟體。
這一過程對很多企業一定是痛苦的，作為中小企業一定要對自身所處的行業有全面的認識，一味地依賴政府和社會救助，只是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夠解決長遠問題。
既定政策有待調整
第一財經：你認為，如何通過短中長期經濟政策和改革組合，走出衝擊，恢復經濟增長動力？
李迅雷：需要重新調整2020年既定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當下我們最大的期望還是放在財政政策上面。
假設在悲觀預期下，疫情將對GDP增速帶來的拖累達到1個百分點，大約需要增加5000億左右的投資和消費來對衝，才能起到穩增長的效果。
因此，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要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建議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2.8%，上調至3%，即增加約2000億人民幣的財政支出。橫向比較看，日本財政赤字率7%左右，美國4%左右，中國到3%，並非不可接受。
把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設在3%是根據西方國家情況做出的，西方國家是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政府所擁有的資產規模非常小，舉債能力也就有限。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政府部門的所擁有的資產規模是非常巨大的。財政赤字率上調至3%，甚至暫時調整至翻倍都是可行的。
另外，穩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應該是沒有懸念的。去年四季度開始的降息還將持續，從今年一季度開始還應全年加碼降息降准目標。
第一財經：還能做些什麼來降低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李迅雷：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還應該鼓勵社會各界積極捐款。如果能新增財政、貨幣投入和社會捐款這三項共5000億左右形成的投資或其他各項支出，則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同時，對高收入階層尚未有有效的增稅工具， 如房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估計中短期內都難以開征。過去扶貧主要靠國企和少部分大型民企，高收入人群通過捐贈方式，既能填補社會急需資金，又能側面調整社會結構、縮小收入差距，為社會和諧提供重要保障。
我們需要在捐贈制度上進行改革，通過規範和做大募捐事業，來倒逼社會透明度和誠信度的提高，推動政府部門改善營商環境、增強服務意識，提質增效。
此時此刻，就是一個難得的契機。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 張苑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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