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9日電／經濟周期的模式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經濟周期和經濟趨勢（經濟增長）不同，即“周期異於趨勢”，以美國經濟周期模式為代表；第二種，經濟周期和經濟趨勢並不是涇渭分明，經濟趨勢影響經濟周期，經濟周期也同樣會影響經濟趨勢，即“周期影響趨勢”，以日本、歐洲經濟周期模式為代表；第三種，和成熟經濟體不同，新興市場各種制度不成熟、對外開放有限，這些都可以迅速改變，進而影響潛在經濟增速，因此，新興市場的經濟波動主要來自經濟增長趨勢受到的衝擊，即“周期就是趨勢”。
美國經濟周期異於趨勢
經典的教科書中，經濟周期和經濟趨勢（經濟增長）截然不同，經濟周期是個短期概念，受需求影響，可以用Y=C+I+G+NX來表示。經濟趨勢是個長期概念，可以用Y*=f（A,K,L）表示，也就是經濟增長受技術進步、資本、勞動力等因素影響，對於中國等轉型國家來說制度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最經典、最常見的經濟周期是朱格拉周期。當經濟衰退時，市場出清留下高效率企業，這些高效率的企業可能是以前傳統產業留下的，也可能是新產生的企業。再加上市場集中度提升、加成定價能力較強以及價格下降帶來的生產成本降低、需求增加，這些企業資本回報率較高，開始加杠杆，增加投資，帶動經濟復甦。由於企業的盲目樂觀以及銀行的順周期性信貸投放，企業會過度投資。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以及成本上升作用下，資本回報率會下降，加上銀行收縮信貸以及價格上漲帶來的需求下滑，一部分企業減少投資，甚至破產，經濟再次衰退。這個過程是自動的，並不需要外力干擾，貨幣財政政策會加快經濟的復甦和衰退。
經濟周期會受到經濟趨勢的約束。當需求拉動實際經濟增速上升超過潛在經濟增速時，通貨膨脹就會上升，抑制需求擴張，此時再加上貨幣政策加息，實際經濟增速將被拉回到潛在經濟增速。當需求下降時，實際經濟增速低於潛在經濟增速，會產生通貨緊縮，阻止需求下滑，此時再加上貨幣政策降息，實際經濟增速將上升到潛在經濟增速。
美國是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分離模式的代表。按照“波穀—波穀”的劃分形式，1982年以來美國經歷了四次朱格拉周期，分別是1982年至1991年；1991年至2001年；2001年至2009年和2009年至現在。每次經濟周期也受到了潛在經濟增速的制約。1982年至1991年年均經濟增速為3%。90年代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拉動下，潛在經濟增速上升，1991年至2001年年均經濟增速為3.2%，其中1992年至2000年年均經濟增速達到了驚人的3.8%。進入新世紀，信息技術革命的溢出效應減弱，潛在經濟增速下滑，2001年至2009年年均經濟增速僅為1.7%。2008年次貸危機後，奧巴馬、特朗普政府推行供給側改革，美國潛在經濟增速近幾年又有所回升，2009年至2018年年均實際經濟增速為1.8%，其中2010年至2018年年均經濟增速達到2.3%。
美國這一輪的經濟周期在2015年出現見頂跡象，2016年經濟增速下滑，向潛在經濟增速收斂，但是特朗普減稅又刺激了消費和投資，經濟增速反彈，經濟周期拉長。2019年，美國PMI、債券利差等指標顯示經濟形勢惡化，實際經濟增速也確實開始下降了，不過美聯儲預防式降息、重新擴表，經濟周期再度拉長。
經濟周期難以逃避，但預期2020年美國經濟或不會太差，實際經濟增速繼續向2%的潛在經濟增速收斂，並最終在潛在經濟增速附近波動。最大的經濟支持仍是消費。次貸危機改變了一部分居民的消費習慣，為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消費更加謹慎，更加注重商品的價格和實用性。此次經濟復甦，美國居民沒有加杠杆，未來去杠杆的空間不大，消費增速大幅降低的可能性就比較小。這意味著美國經濟增速可能會整體保持平穩，即使出現調整，大幅衰退的可能性也不大。當然，如果其他因素引起經濟金融危機，那是另一回事。
在降息的刺激下，新興市場出現復甦跡象，全球製造業PMI持續回升。美國經濟主要依靠消費，新興市場復甦對美國的溢出效應可能有限，但是對日本、德國的影響或許會大一些。需要警惕的是，近期全球PMI的回升，可能只是降息刺激的結果，而非經濟周期向上。
日歐經濟周期影響趨勢
經濟周期和經濟趨勢不是割裂的。經濟趨勢影響經濟周期自不必多說，技術進步、勞動力增速上升會提升資本回報率，帶動投資擴張；新產品、新工藝帶來新的消費體驗，有助於擺脫邊際消費效用遞減，拉動消費。經濟周期也同樣會影響經濟趨勢，這是經常被忽視的。“長期停滯”理論就是從需求端解釋長期經濟增速下滑的。一方面，需求不足導致消費、投資低迷，影響企業盈利，企業減少研發和固定資本投入，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速度放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導致工人長期失業，他們可能會退出勞動力市場，減少勞動供給，最終潛在經濟增速下滑，這也被稱為“磁滯現象”。
潛在經濟增速下滑意味著自然利率下降，甚至為負值。為了刺激經濟，貨幣政策利率要低於自然利率，低利率、負利率成為常態，這也是“長期停滯”的一個特征。在法定數字貨幣發行之前，負利率存在下限，貨幣政策也將受限。政策制定者被迫尋找其他的解決方案。
“長期停滯”理論為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政府發揮功能財政作用，進行逆周期調節以及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縮小貧富差距，需求會增加，進而企業盈利改善，企業便加大研發以及實物資本、人力資本投入，提高經濟的長期增長能力。同時，企業盈利還會帶來居民就業和薪資的增加，進而帶來消費擴張，這進一步改善企業盈利。如此形成正向反饋。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積極財政政策。既然受制於利率下限，貨幣政策空間有限，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耗儲蓄，帶動自然利率上升，並高於貨幣政策利率。如此，傳統貨幣政策便開始起效。
1991年之後的日本是這種經濟周期模式的代表。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房價、股價大跌，居民、企業資產負債表惡化，抵押品價值縮水，銀行壞賬增加，信用收縮，經濟陷入“長期停滯”。金融危機後的最初幾年，日本貨幣和財政政策並不是很積極，錯失了救助經濟的良機。而等監管層意識到問題，量化寬鬆、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輪番登場，但仍難敵老齡化的負面影響。日本企業杠杆率直到2005年才開始微弱的加杠杆，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再次下滑，整體上仍在延續90年代初以來的下滑趨勢。最終，日本1992年至2018年年均經濟增速只有0.7%。與此同時，通貨膨脹低迷，年均CPI增速不到0.3%。
歐洲經濟內部差異比較大，整體上也可以歸為這種模式。這種經濟周期模式，打破了人們關於經濟周期是短期現象的固有思想。教科書中，經濟周期是短期概念，經濟增長是長期概念，代表國家是美國。對於日本來說，經濟衰退後，資本負債表無法修復，長期通貨緊縮，甚至影響了經濟增長趨勢，經濟周期就變成了長期現象。
經濟發展帶來的老齡化，是人們的理性選擇，很難逆轉。老齡化帶來的需求下降，會抑制投資、資本形成。老齡化還會帶來儲蓄率的下滑，財政政策也會受到約束。這樣，經濟便進入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的“長期停滯”狀態。
依靠科技革命走出“長期停滯”，那是很遙遠的事情。況且，由於老齡化、科研經費不足等原因，日歐的創新能力有限，需要美國的技術外溢。
由於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大，也比較有效，新興市場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2019年降息的刺激下，新興市場經濟出現了好轉跡象，這會帶動日本、德國等國的出口上升，阻礙經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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