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6日電／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主要經濟體面臨的壓力不斷上升，各國政府也紛紛採取刺激舉措抗疫救市。
近來，貨幣政策層面的降息和量化寬鬆成為多國經濟應對舉措的核心。持續降息是第一舉措，美聯儲宣布再度降息100個基點，基準利率下降至0%至0.25%的超低利率水平。緊隨美國之後，發達經濟體中的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央行也紛紛下調了基準利率。加上處於負利率空間的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利率政策空間已經消耗殆盡。新興經濟體也不例外，菲律賓、南非、馬來西亞等國央行在3月19日相繼宣布降息。
考慮到降息可能不足以撫平市場擔憂情緒，美聯儲同時宣布展開規模不少於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日本央行宣布提高交易開放指數基金(ETF)年度購買目標至12萬億日元，並承諾將採取額外寬鬆措施。3月19日，日本央行在計劃外招標購買各類期限債券1萬億日元。同日，歐洲央行宣布推出旨在應對疫情的7500億歐元經濟抗疫購債計劃(PEPP)，英國央行將英國國債和企業債持有規模增加2000億英鎊至6450億英鎊。
面對各界呼籲強化財政政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呼聲，主要發達經濟體近期也頻頻出招，紛紛出台各類財政刺激計劃。其中，美國政府計劃推出規模在1萬億美元以上的財政刺激方案；英國政府推出規模在3300億英鎊的一攬子救助計劃；加拿大、法國、西班牙和澳大利亞也分別祭出規模在820億加元、450億歐元、180億歐元和176億歐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同時，各國政府無一例外地表示將根據形勢進一步增加財政刺激力度。
表面上看，各國經濟面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這只“黑天鵝”，但其根源還是自上一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長期“低增長、高負債”環境這只“灰犀牛”。以現在的應對舉措來看，各國救市或能趕得走“黑天鵝”，但“灰犀牛”能否躲過去還是未知數。
首先，對於解決低增長結構性問題，救市政策效果有待觀察。如果回顧今年年初的經濟數據就不難發現，美國、歐洲、日本增長動能已經明顯下滑，部分新興經濟體或是因為內部政治動蕩、或是因為外部地緣環境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壓力。簡而言之，造成全球主要經濟體“低增長”的結構性問題並未在經濟形勢平穩時期得到有效解決。
在當前危機壓力上升情勢下，重視“需求側”的救市政策可能對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效果也有限。相關結構性問題有可能因為寬鬆救市貨幣舉措而押後，也有可能通過部分產業或地區危機傳導引爆。
其次，救市政策對於全球債務風險的應對效果也不容樂觀。回顧年初數據不難發現，在全球主要央行寬鬆政策下，低通脹和低增速造成全球債券收益率不斷下滑，2019年底25%的投資級債券跌入負收益率空間。一邊是寬鬆的貨幣供給，另一邊是低利率環境。這造成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境內低評級公司發債規模上升。2019年底，全球BBB級別債券占全部債權餘額的規模高達36%。
年初以來，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呼籲關注美國國內企業債券評級下調數量增多趨勢，呼籲關注美國國內杠杆貸款和衍生品工具資產質量惡化勢頭。這些債務風險和潛在的市場流動性風險也沒有在經濟平穩時期得到貨幣政策決策者的重視和應對。
上述風險在本輪資本市場震蕩中凸顯，不僅大量企業融資出現困難，貨幣基金也面臨壓力。對此，美聯儲採取了寬鬆貨幣政策和貼現窗口支持。然而，美聯儲前主席耶倫和伯南克日前表示，美聯儲的貼現窗口雖然對商業銀行提供貸款有一定吸引力，但無法消除疫情帶來的壓力，應該直接向中小企業提供短期回購安排和低成本融資機制。
更深一步看，寬鬆貨幣政策對於實體經濟的後續影響也需要提前關注。在歐債危機之後，貨幣政策環境持續寬鬆，沒有有效推升通脹，反而因為低效企業融資便利造成通縮態勢。如果這一輪寬鬆政策抵禦了“黑天鵝”風險，留下的疑問可能就是：“這真是一場免費午餐嗎？”
最後，發達經濟體國際合作能否有效應對衝擊也是未知數。旨在應對美元流動性緊張的貨幣互換機制推出之後，3月份美元LIBOR利率不斷飈升，市場獲取美元的成本仍然較高，歐元對美元、日元對美元、英鎊對美元貨幣掉期基點達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峰值。顯然，當前發達經濟體之間合作低估了市場對於美元的流動性訴求。
回顧上一輪金融危機的應對舉措不難發現，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協調一致成為應對危機的托底之舉。自上輪危機之後，國際經濟體系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進一步崛起。正是基於這一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呼籲各國採取強有力和協調一致的財政刺激措施。在她看來，各國政府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的規模採取協調一致行動可能是有必要的。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蔣華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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