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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舟共濟”的東亞文明 |
中評社╱題：新冠肺炎考驗人類文明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教授
當中國已經學會源自西方的科技，甚至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時，所謂中美“文明對抗”並不僅是“綜合國力”的對抗，而且是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對抗。東方傳統“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價值觀，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究竟何者比較能夠幫助人類應付大自然的挑戰？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今年2月15日，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德國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上，呼籲國際社會要對中國的威脅覺醒，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立即對記者表示：“中國願意同美方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但是美國恰恰相反，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不斷找藉口批評和抹黑中國。”
一、中美的“文明對抗”
這是從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美關係最明顯的轉折點。當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許多西方學者即已指出：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修昔底德（Thucydida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古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一定會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地要發生戰爭，最後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博弈，都逐一表面化；2019年4月，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同時指出，龐培歐的團隊“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正在制定一項戰略，全面圍堵對手。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
社會學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在1980年便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早已指出：五百年來，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國家為維持他們在“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必然要採取武力霸凌、資源獨佔、分割市場、干涉內政等等的手段，將其他國家或民族裂解，使其居於“邊陲”（periphery）或“半邊陲”（semi-periphery）的地位。
當中國和美國一樣，已經擁有保證可以摧毀對方的核威攝武力之後，美國要“圍堵”中國，當然不會自己直接動手，而是利用中國邊緣的分裂勢力，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2018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並由川普簽署“台灣旅行法”，允許美國高層官員前往台灣，並且促進美台高層實質的“互訪外交”。2019年10月，在台灣縂統大選期間，美國又通過“台北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採取行動，支持台灣維持外交關係。對於台灣外交有重大傷害的國家，美國應減少對其經濟、安全與外交方面的交流。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搞得沸沸揚揚的時候，11月8日，川普簽署了兩個跟香港有關的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國務院和其他政府機關每年對香港進行一次“審查”，以改變双方獨特的貿易關係，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政府及香港官員。“保護香港法案”則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鎮暴裝備。
中共為了維穩及防恐，在新疆設立“再教育學校”。美國指責“再教育學校”拘禁一百萬名維吾爾人等少數族裔，嚴重違反人權。北京中國環球電視台因此製作了一部英文記録片“中國新疆，反恐前沿”，為大陸治疆政策辯護。但是美國視若無睹，2019年12月3日，眾議院照樣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要求聯邦政府必須向國會提交一份名單，指出在新疆或中國其他地區侵犯維吾爾人權的中國資深官員名單，逼中國政府表態。
二、趁疫情“落井下石”步步進逼
西元2020年是庚子年。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正當美國以咄咄逼人的姿勢，歩歩進逼之際，庚子年的春節過後，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2月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刋出一篇文章，題目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劈頭就說：“因為某種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擋的重型卡車般的中國，終於在本周停住了。儘管中國當局努力控制疫情，並重啓經濟發展，但這個正逐漸習慣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的世界，已然發現：沒有什麼東西，包括中國的實力，可以視為理所當然。”
寫這篇文章的專欄作家瓦特·米德（Walter R. Mead），是美國哈德森學院外交戦略與政策研究學者，同時又是《美國利益》雜誌的總編輯。他在文章中誣稱：“中國官員嚴重瀆職、房市泡沫化、工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與銀行之間糾紛不斷，使中國的金融市場，恐怕比華南野生動物市場更加危險。”
新冠肺炎是大自然對於人類的反撲。在人類歷史上，瘟疫始終是人類最可怕的敵人。歐洲十四世紀發生的黑死病（black death），從西元1347年開始在歐洲蔓延，再擴散到非洲，整個歐洲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病逝，全球約有七千五百萬人死亡！黑死病肆虐六年後方逐漸平息。對西方人而言，瘟疫的發生可以說是史不絕書。
米德身為美國外交戰略與政策研究學者，對歐洲的歷史不可能一無所知，《華爾街日報》的編輯又替他加了一個充滿種族偏見的標題，一時之間，西方主流媒體和社交網絡頻繁出現諸如“黃色警戒”（Yellow Alert）、“新黃禍”（New Yellow Peril）之類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粗鄙詞語，甚至德國《明鏡週刊》也以“中國製造的冠狀病毒”（corona-virus Mad in China）作為封面！
在西方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歐美各地都發生了排華事件，有些人被潑水，有些人挨罵、被打，連許多黃皮膚的亞洲人也遭到池魚之殃。二月1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在德國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上互相指責對方為“威脅”，19日，中國外交部以“發表種族歧視言論，惡意抹黑攻擊中國”為由，宣布吊銷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並限制他們五天內離境。
中美之間的衝突在本質上是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美國霸權像是在下“西洋棋”，他們挖空心思，想利用各國的“卒子”，替它打“代理人的戰爭”，中國則必須用下“圍棋”的“智慧”，步步為營，觀顧全局沉著應付。
三、“同舟共濟”的東亞文明
二月初美國和日本從武漢撤僑時，美國政府是純撤僑，並未捐贈任何醫療物資給中國大陸。日本的飛機則帶來兩萬個口罩和一批紅外線體溫計，日本漢語水平考試事務所捐贈包裝紙箱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日本醫藥仁心會等四家機構捐贈的物資上則寫著“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這句話出自《詩經·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旨在描述秦國將士無懼物資匱乏，與君王同仇敵愾，英勇奔赴戰場的決心，用在當下的脈絡，說的是支援醫護人員，主動請纓，奔赴疫情一線，與病毒英勇戰鬥。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典故，則有更重要的文化意涵。根據《宋高僧傳》的記載：唐開元年間，擔任日本國右大臣、執炳朝政的長屋親王鑑於日本出家人戒律派遣唐史沙門榮睿和普照到中土求法。在贈送大唐的千件袈裟衣領上繡“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的偈語，鑒真大師因此感動，決心東渡弘法。
他試圖東渡六次，歷經波折，直到六十七歲那年，雙目失明的鑑真才抵達日本，於東大寺設立戒壇，傳授戒法，並指導興建招提寺，講說天台宗義，跟從他一起前往日本的漢醫、畫師、藝匠，促成了日本文化的全面唐化。日本漢語水平考試事務局贈送湖北的援助品上引用了這個典故，難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立即表示：銘記在心。
除此之外，日本富山縣捐贈遼寧省的一萬枚口罩，印有：“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由日本舞鶴市政府捐贈給大連的數箱物資，箱子上貼著盛唐詩人王昌齡的《送柴侍御》：“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在說明東方文化“同舟共濟”的文化現象。
到了三月上旬，新冠疫情在中國大陸已經基本上受到控制，却在歐洲和中東快速蔓延開來，其中以義大利和伊朗最為嚴重。3月10日，義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向中國求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答應提供義國急需的口罩及醫療設備，同時大陸國務院聯防聯控外事處宣布成立“院士級”的“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家組”，準備對伊朗及其他需要幫助的國家輸出“中國防疫經驗”。
然而，這個消息傳出後，立刻遭到各方的質疑：“中國防疫經驗”真的是可以“輸出”的嗎？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之初，西方媒體立刻指責中國政府“隱瞞疫情”，等到醫療專家確認這是人類醫療史上前所未見的疫病後，中國政府立刻採取果斷的“封城”行動，要求每個篩查出的輕症與重症病例都必須強制住院，風險病人必須居家檢疫。病房不夠，十天內蓋出千張病床的火神山醫院及雷神山醫院，收治重症；又建了十六座方艙醫院，收治輕症，完全分流。醫護不足，全國立即調動四萬醫護人員馳援，展現出高效率的治理能力。西方國家並沒有像中國那樣嚴密的基層組織，在這次“防疫作戰”中發揮極大作用的“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等社區組織，在西方國家中根本沒有，他們如何可能複製中國的“防疫”或“抗疫”經驗？
四、“人人為己”的個人主義
三月上旬，義大利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快速增加，3月8日凌晨二時，義大利縂理孔蒂宣布：米蘭附近的倫巴底大區及其他11個行省將實施“封城”。不料消息事先被媒體披露，3月7日晚間，米蘭火車站立即湧入“逃難般的人潮”，許多米蘭居民都紛紛開車逃離這個即將“被封鎖”的城市。
因為歐盟申根國家之間根本不設防線，當義大利宣布要“封國”時，義大利人又紛紛向外國逃散，結果到了三月中旬，歐洲的新冠疫情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拾，並且快速地蔓延到美國，逼得川普不得不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一時之間，美國許多城市的超級市場一開門，立刻湧入潮水般的人群，大家搶購衛生紙、日用品，彼此大聲叫罵，甚至扭打成一團，將“人人為己”的“個人主義”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全球陸續築起防疫壁壘，英國卻反其道而行。首相強生宣布採取“佛系防疫”，不檢測、不停課、輕症不治療，要讓六成人口都感染新冠肺炎，以達成“群體免疫”的效果。其邏輯是：毋須刻意壓制疫情，有症狀者應先自我隔離；如此一來，身體強健者將可戰勝病毒而存活，弱者或老人則可能被自然淘汰。有人因此稱之為“物競天擇”法。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各界的批評：英國六千七百萬人口，如果有六成人感染，以2％的死亡率估計，將有幾十萬人喪命，強生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英國“群體免疫”的政策被認為是“物競天擇”、草菅人命，輿論與專家猛烈抨擊下，兩天後，衛生部長漢考克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說，政府的政策是“保護生命，打敗病毒”，“群體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標或政策，而是科學的概念。”
什麼叫做“科學的概念”呢？自從達爾文（C. R. Darwin, 1809-1882）發表其“進化論”之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者淘汰”已經被許多人奉為圭臬。西方學者甚至還發展出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西方發展殖民帝國主義的理論基礎。十九世紀，英國擴張成人類歷史上疆域最廣的“日不落帝國”。天道好還，誰都料想不到，時局演變至今，英國政府居然用“物競天擇”的“科學概念”來對付新冠疫情，甚至警告：“可能有很多家庭會失去他們摯愛的親友”，這種“防疫法”等於暗示：政府對新冠疫情已經束手無策！
當中國已經學會源自西方的科技，甚至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時，所謂中美“文明對抗”並不僅是“綜合國力”的對抗，而且是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對抗。東方傳統“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價值觀，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究竟何者比較能夠幫助人類應付大自然的挑戰？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總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