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從媒體報道所披露出的有限的證據來說，就有很多明顯的性侵線索存在：有照片顯示鮑某明脫光上衣，在“女兒”面前擺弄據稱是成人性用品的粘膠帶。李星星還有多張床單照片，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爛，指向暴力性侵的存在；照片還顯示，鮑某明的電視機裡還有幼童色情片，作為美國出庭律師的鮑某明，不可能不知道持有兒童色情資料本身，在美國就構成犯罪……這些線索雖然不能直接作為性侵的證據，但是，可以作為性侵未成年人的間接證據。煙台警方到底有沒有去認真核查比對這些線索？
直到4月8日本案被媒體報道之後，鮑某明仍高調表示：自己與女孩不存在“養父女”關係，“她做這個事是別有用心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對於是否和女孩發生過性關係，鮑某明表示涉及隱私不方便透露。
本案當中，嫌疑人的囂張之處、讓人不可思議的細節，也需要警方做出回應，避免公眾的誤解。
第一，2019年4月第一次撤案之後，雙方又在鮑某明的家裡發生衝突，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鮑某明給受害女生寫了一封保證書：“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在涉及到性侵的案件當中，當著警察的面，嫌疑人把自己名義上的未成年人“女兒”叫做妻子，這麼明目張膽的性侵線索，辦案民警有沒有進行深入調查？
第二，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做筆錄的間隙，在派出所的沙發上休息，而此時鮑某明也坐到了那個沙發上，向李星星挨過來。而刑警隊的副隊長張高就這麼看著，沒有阻止。按李星星的轉述，一名民警稱，“我不能再管你這件事了，再管我就沒工作了。”這讓人感覺到，鮑某明在當地手眼通天，警察對他惟命是從。希望煙台警方能及時做出澄清，不能把案子放到磨砂玻璃的後面。
第三，據澎湃披露的一份2020年2月南京警方給煙台警方的電話錄音，煙台警察反覆向被害人表示：“這個案件已經處理完了”，“和檢察院已經聯合下過文件了”，“別老是強暴強暴的”，甚至辦案民警丁警官也拒不接電話。這個操作就耐人尋味了，明明2019年10月已第2次立案，之後並沒有撤案，何來案件已經“處理完了”的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