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需要區分兩個東西，一個是我們說製造業的時候，實際上裡面包含兩個要素，一、工廠，二、生態（或者說工廠所依托的網絡）。在討論製造業轉移的時候，到底是工廠轉移，還是網絡轉移，二者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澎湃新聞：疫情正好發生在中國和美國關係的特殊時期。製造業和供應鏈因為疫情而發生的變化會產生怎樣的政治經濟學內涵？
施展：疫情讓西方國家意識到，絕不能將攸關性命的公共衛生問題上的生產能力全都委托給一個無法真正信任的國家，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在這個領域，努力去嘗試重建自己的生態體系。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他們一定會做相應的努力。
安全在今天不僅僅是軍事問題了，同時也是衛生安全。如果西方國家會開始不惜代價去重建這些產業領域，中國在這些產業領域的成本優勢，就可以被西方“不惜代價”去克服。不過，西方即便能夠重建這些產業，它也並不構成一個製造業體系，只是構成若干個製造業部門。因為，與安全不直接相關的產業，對西方國家來說，重建是很不划算的，成本上完全不值得，那就還是可以從中國購買。
從製造業體系的角度來說，西方倘若重建那些產業，對中國可能還不是太嚴重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這對中國又是個大問題。這些國家在重建生產，就意味著政治上的不互信到了相當深的程度，反過來可能會導致一系列的政治外交上的困境。
澎湃新聞：IMF已多次提醒疫情帶給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尤其是在貧窮工人比例較大的國家。以你對越南的了解，類似的東南亞新興市場真的如此脆弱？疫情會對越南等東南亞的供應鏈造成怎樣的影響？
施展：疫情可能確實對東南亞會造成較大的影響。一方面，東南亞國家規模小，回旋餘地小，對於疫情衝擊的抵抗能力就差。另一方面，還可能有一個我們實現想不到的後果，就是國際上會發現，疫情一旦傳播到這些東南亞國家，它們的控制能力還不如中國，轉移到這些地方反倒可能面臨更不可控的風險，那麼那些轉移出去的那些產業如果不是回流到西方，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再轉移回中國，最近就可以看到一些這方面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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