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全球移民和貿易的敵人。新冠肺炎疫情賦予了他們最有力的武器。這意味著，歐洲的邊境開放主義或將走到終點，意味著全球自由貿易面臨危險，意味著民族國家重回聚光燈下。
當疫情解除時，各國最棘手的問題是國內大規模的產業凋敝和失業。而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埋頭於國內經濟重建的他們，很可能會像美國和日本一樣，全球召回產能和投資，以便能夠對國內經濟進行熱啟動。而這對於新興國家和後發國家當然是沉重打擊，他們必須另謀出路。
原本在全球化系統中，大家在一口鍋裡吃飯，但系統崩潰，就得分鍋吃飯。而分鍋吃飯的問題是分幾口鍋、和誰在一起合灶。這就意味著，區域性組織和緊密型聯盟正興起。民族國家很可能因此再次成為主要的國家形態。各國領袖所要思考的，都無非是如何在叢林世界中獲得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而當自身利益成為各國的唯一訴求，全球或將遭遇更多“公地悲劇”，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消除貧困等領域長期以來的合作與共識將遭到致命打擊，美國頻繁退群就是典型。果真到了這一步，整個世界的抗危機能力會比現在更好嗎？
這些或許是“警世通言”，但毫無疑問，懷有危機感、提前作準備，比未雨不綢繆要好得多，也是抗擊風險的應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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