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大幅下降是市場早已預期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一季度GDP實際增速為-6.8%；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下降16.1%，降幅比1-2月份收窄8.4個百分點；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7.7%，降幅比1-2月份收窄8.6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創歷史最深跌幅；其中除汽車以外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下降17.7%，同樣也創歷史最深季度跌幅。
同樣是下跌，同樣有預期，但消費的下跌幅度仍是超出了市場的普遍預期。超預期的主要是3月份單月的數據：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是-15.8%，而市場預期是-10%。因為3月份，國內疫情已經處於基本被控制的狀態，但實際上消費環比僅增長0.24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雖然3月經濟活動逐漸恢復，但消費的修復仍然非常緩慢。
澎湃新聞發表某大型商業銀行研究員郭強文章表示，社會需求的最終體現就是消費。如果消費萎縮，那麼任何中間環節的生產擴張，都是虛假的繁榮。而疫情爆發以來，不僅經濟被按下了“暫停鍵”，居民活動範圍大幅減弱甚至被限制，各類交通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由於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性極強，在恐慌心理作用下，日常的線下消費供給也出現了大幅的萎縮。進入4月份，除輸入型病例外，國內疫情相比國外要樂觀很多。中央也開始出台各類政策，鼓勵企業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復工復產，推動經濟盡快回暖。各地政府也紛紛出台措施，希望能夠刺激居民消費醫院快速恢復。
文章分析，從微觀主體來說，疫情衝擊下的居民消費涉及幾個方面的內容，包括消費的意願、消費的能力，消費的客觀約束。從政府的角度看，這幾個因素要綜合考慮，才能充分發揮消費刺激政策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首先，是消費的意願問題。消費可以分為可選消費和必選消費。必選消費是幾乎沒有彈性的，如食物。無論疫情多嚴重，我們總要想辦法解決食物的問題。疫情嚴重，多數人先要想辦法保證能有食物可以果腹，疫情形勢好轉，那麼可以想辦法提供食物種類。如果情況進一步好轉，大家可能會去買點衣服之類的可選消費品。如果價格能再降低一下，那麼積壓的消費情緒可能會回暖的更快一些。正是基於如此考慮，各地政府紛紛推出消費券來刺激消費。通常來說，通過消費券，可以在較短時期內激活消費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費的熱情，消費券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最多只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而且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多數地方政府的消費券都是適用於價格較低的生活類產品，儘管帶有一定的杠杆引導，但絕對金額並不大。對於家電、汽車等大宗消費品來說，刺激的力度可能並不能有效地激發消費者的消費熱情。
其次，是消費的能力問題。國家統計局還公布了收入的數據，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7109元，下降0.7%。從實際情況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幅度應該更大。短期快速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顯然不切實際，這部分消費群體顯然對必選消費品的價格敏感度更高。而對於高收入人群來說，溫飽問題並不是其需要考慮的因素，他們對可選消費如汽車、奢侈品、投資標的的價格敏感度會更高。收入的結構性問題，也是政府刺激消費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消費的客觀約束問題。很多人都說，先要盡快恢復消費的信心。這個問題其實包括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消費能力對消費的制約，更通俗地講，就是要解決收入預期對消費的限制；另一個層面是外部因素對消費的客觀約束，這種約束才是當前消費下滑的主導。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有足夠的收入去飯店消費，也有消費的意願，很久沒吃烤鴨了，真的很想吃，但就目前的環境，我們並不是願意在有被傳染的可能性下，去滿足我們對美味的欲望。這種客觀約束是基於我們的主觀恐慌，且確實對社會安全和穩定而言是有利的，因此政策刺激並不能去解除這種客觀約束。
在分析清楚影響消費的下滑因素後，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刺激消費措施也應該是結構性的。
文章認為，消費券的發放，應該更多的偏向低收入群裡，在拉動消費的同時，切實緩解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壓力。對於高收入群裡而言，適當的放開汽車限購政策，可能會在拉動消費的同時，緩解汽車行業的下滑壓力。
在消費存在客觀約束的條件下，政府應該盡可能的創新消費場景。線上消費模式目前是多數居民的首選，適當加大對快遞行業的補貼，會進一步促進線上消費的交易。如增加對外賣騎手的補貼（實際上表現為快遞費的下降甚至免除），可能會有效拉動餐飲行業的回暖。但在有傳染隱患的問題上，還是應該從嚴管理，畢竟只有走得穩，才能走得遠。
此外，擴大政府消費也是有效拉動整體消費的重要內容。合理調整消費擺布和節奏，擴大政府消費，增加公共支出，帶動居民消費，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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