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適當的經濟增長能夠讓逆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空間變得更可持續。假定這次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的程度與時間長度超出我們的想象，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可能會長時間面臨低迷的國際環境，那麼國內逆周期宏觀政策的實施時間也會比較長。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我們將會很快就耗盡傳統政策空間。例如，如果沒有適度經濟增長帶來的新增就業，就靠對居民發放現金補貼或消費券，中國財政能夠支撐多久？再例如，如果沒有適度經濟增長來激活中小企業，光靠對企業的減稅降費與轉移支付，中國財政能支撐多久？
第三，要控制住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也必須保證適當的經濟增速。近年來中國政府雖然在持續開展控風險、去杠杆、強監管的行動，但應該說，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依然存在，並未得到顯著緩釋。疫情的爆發與擴展，可能會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再度上升。如果經濟增速下降過快，那麼系統性風險就可能被引爆。例如，地方政府債務是中國最重要的潛在金融風險之一。我們衡量地方政府債務的標準是債務規模與GDP的比率。如果經濟增速下降過快導致分母縮小，那麼地方政府債務將會變得更加沉重，甚至不可持續。換言之，要避免中國目前已經很高的宏觀杠杆率不至於引發系統性風險，有必要將中國經濟增速穩定在一定水平上。
再次，從彈性維度來看，2020年如果中國政府設定年度增長目標的話，的確應該考慮到讓這個目標富有彈性，而不是僵化的剛性指標。的確，目前疫情的全球演進、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等都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最終都會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這一前提下，即使設置了較低的年度增長目標（例如2%或3%），依然有可能實現不了的風險。這就意味著，在2020年，如果是客觀原因導致地方政府不能實現增長目標，中央政府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地方政府的工作。換言之，在非常時期，增長目標更像是一種願景，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考核標準。但是，願景還是有比沒有好。
綜上所述，從長期來看，中國政府最終可能會放棄制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的做法，然而考慮到體制慣性、就業與增長的高度相關性、疫情衝擊的持續性、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等因素，2020年中國政府仍應制定一個富有彈性的年度增長目標，將這個目標作為一個願景，來協調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最終確保“六保”的順利實現。
四、當前中國貨幣政策不宜發力過猛
文章表示，隨著肺炎疫情在國際範圍內的快速擴散，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日益低迷。尤其是在2020年第2季度，美歐經濟季度環比增速折年率甚至可能出現30-40%的負增長。因此市場上出現了一種越來越強的聲音，認為今年外需萎縮將會導致中國出口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因而引發嚴重的失業，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為避免這一現象的出現，中國政府必須跟隨歐美國家一起，實施宏觀經濟強刺激政策。不少海外投行已經將2020年中國GDP增速調低至1-2%，並以此為由建議中國政府實施宏觀經濟強刺激政策。
不可否認的是，2020年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確會遭遇巨大困難。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衝擊都是不容低估的。2020年中國消費、投資與出口三駕馬車的表現均不容樂觀，經濟增速將會顯著下降，潛在失業壓力也不容低估。因此，中國政府的確應該實施較大力度的逆周期宏觀經濟政策。不過，上述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當前中國政府更應該依賴大規模財政寬鬆政策來應對經濟下行與失業壓力，貨幣政策應該適度寬鬆以維持貨幣市場穩定並配合寬鬆財政政策的實施。但是，考慮到中外經濟金融形勢的不同以及中國經濟的潛在風險，當前中國貨幣政策不宜發力過猛。對潛在大規模信用擴張的負面作用，我們也應該重視相關歷史教訓。
首先，我們必須要看到，目前美國政府之所以實施史無前例、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因為美國國內同時發生了金融動蕩與經濟衰退。大量機構投資者在同一時間大規模拋售風險資產，導致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危機。因此，無論是大幅降息、無上限量化寬鬆，以及一系列新的流動性供給舉措，直接原因都是通過緩解市場流動性不足而可能導致的潛在金融機構倒閉，避免金融動蕩升級為金融危機。相比之下，雖然中國股市近期總體也在下跌，但國內金融市場目前依然較為穩定，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依然充沛，國內金融機構融資成本並未顯著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過快放鬆似乎沒有必要。考慮到目前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並未出現動蕩，且中國經濟增速從目前開始已經進入反彈階段，筆者認為，中國央行應該按照自己的節奏來進行放鬆。這包括但不限於，一個季度左右一次的降准（今年已經有三次降准）、沿著MLF-LPR-銀行貸款利率的方向進行的降息（今年MLF與LPR利率有望累計下行40-60個基點）、更大力度更加頻繁的公開市場操作等。
其次，眾所周知，這次肺炎疫情的爆發的確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衝擊。例如，在消費領域，交通、旅遊、餐飲、娛樂等行業遭受重創；在生產領域，目前工業與建築業開工依然不足；在進出口領域，出口企業從今年二季度起將會遭遇外需大幅收縮的挑戰。尤其值得擔憂的是上述行業中的中小企業。但問題在於，僅憑貨幣信貸政策的大放鬆，這些中小企業的境況能否得到根本改善？商業銀行體系天生就是歧視中小企業的。在經濟放緩、市場動蕩、風險偏好上升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即使把錢囤積在自己手中，也未必願意向中小企業新增貸款。因此，在應對疫情造成的結構性衝擊時，具有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才能發揮更加直接的效果。例如，針對受損企業進行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提供更多的補貼，甚至通過財政貼息直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等。
再次，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肺炎疫情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率持續保持較高水平的風險。肺炎疫情既是需求側衝擊，也是供給側衝擊。相對於需求變動，供給側衝擊的效應可能更加持久。迄今為止中國CPI增速仍高於4%，主要原因是豬肉價格高居不下。不過，在未來，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風險正在抬頭。例如，肺炎疫情是否會影響今年的全球春耕，造成未來供給顯著下降？又如，近期豆粕、玉米、水產飼料等價格上漲明顯。再如，近期受疫情影響，市場傳聞越南已經宣布禁止大米出口。考慮到食品價格佔中國CPI籃子比重較高，未來食品價格的上升可能會抵消原油價格的下跌，使得中國CPI增速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雖然央行通常關注剔除食品與能源價格的核心CPI走勢，但糧食價格上漲叠加疫情衝擊與失業率增加，其負面效果也不容低估。換言之，如果CPI增速持續保持在高位，那麼中國央行在放鬆貨幣政策方面就會面臨一些掣肘因素。
第四，我們應該重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政策應對的經驗教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中國政府對金融危機的潛在負面衝擊非常重視，採取了非常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進行應對。中國經濟的確在2010年出現了V型反彈。然而好景不長，從2011年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持續下行。而為了消化四萬億財政刺激與巨額銀行信貸產生的副作用（過剩產能、房價高企與地方債務），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尤其是從2016年年底至今，中國政府進行的“去杠杆、控風險、強監管”舉措才將中國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上升大致控制住，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消化遠未完成。如果現在再來一次貨幣與信貸的強刺激，我們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努力是否會面臨功虧一簣的危險？換言之，在當前進行決策之時，中國政府尤其是注意把握好短期穩增長與中期控風險的平衡。
第五，想指出的是，當前經濟學家做各類預測，面臨很多不確定性，也存在不少偏誤。例如，經濟學家往往根據自己調研形成的有限數據進行推測；又如，經濟學家通常對宏觀經濟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動關注不夠；再如，國際投行對宏觀經濟的預測通常波動性很強，有時甚至出現超調，其目的是為了對政策與市場產生影響。而作為宏觀政策決策者，能夠接觸到的數據更加全面、掌握的證據更加充分，因此更應該根據各方面資料進行獨立、審慎研判。既要充分參考有關各方面的意見，又要具備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維的能力。例如，對於市場熱議的2020年失業壓力，究竟會高到什麼程度？應該說還是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政府有關部門、智庫相關人員進行持續、細致、緊密的跟蹤監測。手裡掌握的數據越細致越及時，制定決策的時候也就會更加自信更具定力。
第六，對於市場熱議的調低存款基準利率，有一些不同意見。支持者的邏輯是，調低存款基準利率能夠降低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從而有助於商業銀行降低貸款利率。誠然，調低存款基準利率的確可以降低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但是否商業銀行就會因此而相應降低貸款利率，其實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例如，中高收入家庭很多資產都並非以銀行存款的方式持有，而是以貨幣市場基金、理財產品等方式持有。換言之，對這些家庭而言，商業銀行的真實負債成本要高得多。即使存款基準利率調降，這些新型負債的成本未必會顯著下降。而對農村家庭、城市中低收入家庭、退休人群而言，他們有限的資產，的確很大比例以銀行存款的方式持有。換言之，調降銀行基準存款利率，在收入分配方面對弱勢群體是不太有利的。又如，目前CPI增速高於5%，而基準存款利率僅為1.5%，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其實是在向弱勢群體加稅。要降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一方面可以通過MLF-LPR的渠道降息，另一方面則可以實施更具針對性的宏觀審慎監管，鼓勵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提供更低利率的貸款。指望通過調低基準存款利率去誘導商業銀行調低貸款利率，無異於緣木求魚。
最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中國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應該盡快發力。“補短板”式的基建與新基建也應該發力，但更應考慮在建項目盡快復工與已審批項目盡快投產，而非短期內倉促上馬大量新項目（2008年危機後的教訓仍歷歷在目）。畢竟，中國經濟底部已經出現在一季度，而全球經濟的底部還未到來。這意味著我們面臨的不確定性要低於全球，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亦步亦趨。
綜上所述，下一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應根據國內經濟形勢發展需要，有節奏、有針對性的放鬆，而非按照某些觀點所建議的那樣大放水與強刺激。我們不能把對衝疫情衝擊、穩定宏觀經濟、促進金融市場平穩發展的重擔全部壓在中國央行身上。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結構性改革政策應該加速推動。肺炎疫情是一場重大災難，我們在應對災難時應該格外清醒、積極與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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