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先考慮資本利益。《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月14日就合作準備了一份題為《美國政府應對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的備忘錄，其中明確建議採取包括“大幅限制公眾集會規模，取消幾乎所有體育賽事和表演，取消不能通過電話召開的公眾和私人會議，考慮學校停課”等嚴格的疫情管制措施。然而決策層在聽取相關措施將導致美國股市崩盤的判斷後，立刻否決了該備忘錄。可見美國政府在抗疫決策上在資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進行了價值排序，並未把民眾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反而優先考慮資本市場的反應，導致政府既未對民眾進行有效示警，也沒有為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潛在醫療資源消耗做準備，把美國民眾推向感染和死亡的邊緣。
將抗疫問題政治化。疫情在美國暴發後，一些美國政客並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為首要任務，反而將疫情作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武器，謀求選舉利益。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網站5月16日罕見地發表社論，直指美國的公共衛生領域受到政黨政治的干預，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作用被一再削弱，美國政府不積極採取檢測、追蹤和隔離等基本醫療防疫措施，反而寄希望於“神奇的子彈”——包括疫苗、新藥，甚至盼望病毒最終會“神奇消失”。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5月4日在《國家利益》網站發表《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一文，指出政黨政治的高度極化使得政治制衡制度成為決策不可逾越的障礙；疫情大流行原本應該成為拋開分歧、展現團結的機會，卻進一步加深了政治極化。政客將疫情視為攫取權力和黨派利益的契機，而這卻是以不計其數的美國普通民眾的生命為代價的。
導致災難性後果。《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顯示，美國行動限制措施的延遲導致至少3.6萬人付出生命：如果美國政府提前一星期實施行動限制措施，能夠多挽救3.6萬人的生命；而如果美國政府提前兩星期就開始實施行動限制措施，美國83%死於新冠病毒的患者將幸免於難。《紐約時報》甚至在5月24日史無前例地用整個頭版列出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齡和身份，並在導語中寫道：“這裡列出的1000人僅占死者總數的1%。他們不僅是一個個名字，他們曾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時代》周刊網站5月20日報道，美國延遲採取社交疏離政策導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付出如此多生命代價本質上是美國民主的失敗。
二、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無遺
在美國，無論自由派學者還是保守派學者，都贊同一個基本事實——美國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造成不平等的深層次制度原因在於，美國政府和政黨長期被利益集團操縱和俘獲，無法制定和實施促進社會公平的稅收、產業和社保政策。面對此次疫情，美國社會在階層和經濟方面的不平等進一步暴露和加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