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20年貨幣政策穩健更加靈活也設置了操作目標錨。
長期以來，貨幣政策寬鬆程度的度量眾說紛紜。貨幣政策寬鬆程度的客觀工具指標有低利率、超量貨幣發行。西方國家出現名義利率零陷阱，需要通過提高通貨膨脹預期實現更高的名義利率。目前中國1年期LPR3.85%，隔夜shibor1.4779%，還有較大的下降空間。但是，貨幣政策長於抑制需求而拙於刺激需求，且存在流動性陷阱問題，即使再低，如果未來預期悲觀則消費投資難以啟動。主觀指標如貨幣政策感受指數，2020年一季度為72.7%，二季度預期為74.5%，但還不是歷史最高，如2012年四季度，2013年一、二季度分別是75%、78.2%、79.3%。因此，既然經濟形勢處於最困難時期，寬鬆程度有提高必要。
2020年一季度有47.3%的銀行家認為貨幣政策“寬鬆”，比上季增加32.3%；50.8%的銀行家認為貨幣政策“適度”，比上季減少29.4%。衡量貨幣政策寬鬆度的最終指標是短期經濟增長、通貨膨脹、金融穩定等，但是都存在漫長的傳導過程，是滯後變量。而且，在告別了短缺經濟的背景下，除非供給側結構有問題，理性人不存在過度貨幣追逐過少商品的現象。貨幣政策寬鬆度與資產泡沫關係也不確定。
中國政府不斷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探討穩健貨幣政策微調的適度和靈活問題，提出明確的名義錨，穩定預期。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2019年為“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2020年則提出“引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明顯高於去年”。
4.當前貨幣政策面臨邊際改善的有利環境。
貨幣政策的直接目標和掣肘首先是通貨膨脹。雖然2019年4月CIP加速上漲，從當年9月至2020年2月CPI都在3%~4.9%的高位運行，但考慮到全球疫情發展、PPI為負、基數效應和食品價格下行，今年CPI能控制在3%以內。雖然前五個月CPI同比上漲4.1%，但4月以來CPI下降明顯，5月CPI已回落到2.4%，尤其是核心通脹連續穩定在1.1%的水平。物價下行，給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帶來了更大空間。
5. 貨幣政策需要供給側結構改革主線的搭配銜接。
美國次貸危機之前，中國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抑制了經濟過熱和房地產等泡沫。但是為了應對經濟下滑，2009年出台4萬億刺激政策，一些調控政策半途而廢，固化了經濟結構不平衡。2015年以來，中央為了應對4萬億刺激的後遺症，採取不搞大水漫灌和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搭配，取得了一定成效。長遠看，中國經濟問題首要是結構性問題，4月以來中央出台了要素市場改革、西部大開發、完善市場經濟和海南自貿港建設等系列制度改革重磅文件。因此，穩健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改革相搭配，堅持應對短期下滑的“放水”和應對結構調整的“精准”結構性政策相結合，防止過度放水妨礙結構調整。
6.“貨幣政策穩健更加靈活”重點和難點是精准投放。
疫情的短期影響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疫情持續則需求層面也會出現問題。因此，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層次應該有四個方面，即修復原有市場，彌補市場失靈，結構性調整市場扭曲，寬鬆刺激市場預期。
一是刺激需求，核心是以“大水”力度刺激預期，防止經濟短期大幅度下滑。
二是修復市場體系，主要是提供流動性修復因為疫情破壞的市場，緩解小微企業流動性短缺，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困難家庭補助等。美聯儲2008年天量救市卻沒有產生通貨膨脹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修復彌補市場缺陷，而非刺激。
三是以定向精准的貨幣政策工具，堅持供給結構改革的任務，調整中國體制性結構問題。
四是引導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即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投向新基建，彌補市場失靈，創造新的供給。
6月2日，根據政府工作報告部署，央行又創設了兩個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一個是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個是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總額超過4350億元，撬動貸款2萬億元。這有助於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有利於恢復經濟增速，改善就業民生，從而在長遠增加供給、平抑物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