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農村地區的醫保狀況更是差得驚人，某些地區甚至缺乏基本的醫療服務。即使病人可以得到照顧，標準也會非常低。《柳葉刀》雜誌的一項研究估計，即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印度糟糕的醫療質量也會導致每天有4300名印度人死亡。
無怪乎印度70%的醫療費用是由市民自掏腰包，而不是由國家財政預算支付的，每年全國至少有7%的人口因病致貧。雖然私人醫療機構比公共醫療機構可靠一些，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但總體而言，其醫療質量還是大相徑庭。
此外，在過去的兩個月中，幾家私立醫院已經開始牟取暴利——即使對於中產階級來說，費用也是難以承受的。其他私立醫院則將患者拒之門外或晾在床位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責任歸咎於國家未能有效監管私營部門的運營規範。
但是在民主國家，民選政府如果施政反覆失敗，就會被民眾選下台。對於大多數印度人而言，印度糟糕的醫保已經是他們長期的生活經歷。大流行加劇了公民的巨大損失。但即使這樣，在印度，這也不是能夠左右選舉的主要議題。
以2019年大選為例，印度兩大政治陣營的競選宣言都將醫療改革列入了議程。執政的人民黨與私人醫保提供者合作，選擇了一種相對較弱的、基於保險的醫保模式，旨在覆蓋印度不到一半的人口。而印度國大黨則承諾通過投資公共衛生領域，以實現全民醫保。
對納倫德拉·莫迪總理在競選中講話的分析表明，在被提及的24個高頻關鍵詞中，健康問題排在第21位。即使如此，人民黨還是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這不足為奇。總體而言，印度人傾向於按照宗派主義進行投票，其中包括種姓、族群及宗教，或三者結合，印度的選舉往往是這些偏好的反應。
這導致印度出現了一個侵蝕制度的執政體系，資源和權利更容易提供某些特定群體的人們。可用的預算用於資助民粹主義以催生選票，而不是花費在較長時間才能獲得回報的醫療和教育改革之中。
媒體可以在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以印度大量新聞頻道的事實和數據，以及廣泛的地區出版物為基礎，可以動員民眾參與要求全民醫保的討論。另一個方法是利用社交媒體的憤怒進行政治要求，還有是通過民間社會推動建立基層組織。
無論採取哪種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印度選民不能超越政治上日益加劇的兩極化，且沒有對政治代議者們就醫保問題進行施壓；如果他們不能使印度的民主制成為優先考慮提供給大眾公平政策的制度，那麼我們的子孫後代將面臨和我們現在一樣的悲慘命運，被國家拋棄，獨自與疫情鬥爭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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