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印太戰略”為核心，構築“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安倍最先提出、美國接手主導與日本積極配合的“印太戰略”，逐步成為安倍政府最重要區域安全戰略支撐。日本新版《防衛計畫大綱》正式使用了“印太地區”概念，認為美國將印太地區置於優先地位，強化同盟和夥伴關係，主張以美日同盟為主体建構“多邊多層”安全網，以建構理想的安全環境，“以自由開放印太構想”，與共享價值及安全利益的國家密切合作；並考慮到地區特性與各國情勢，推動“多邊多層”安全合作，內容包括高層交流、政策對話、聯合演訓、防衛裝備與技術、“能力構築”等。在這一“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建構中唯獨將中國排除在外，可見其目標所在。
一是與美國合作推動建立以美日澳印為軸心的“印太戰略”。目前已建立了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機制”，2019年9月在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舉行首次四國部長級磋商。
二是推進“多邊多層”安全體系網。在美日安全同盟基礎上，日本以我為主，展開建立以印太地區為核心、範圍遍及全球的“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即三方或雙邊“2+2安全溝通機制”。目前三邊安全對話機制主要包括美日澳三國防部長對話機制、美日澳年度聯合軍事演習“北方對話”機制、美日印三邊安全合作機制等。日本主導推動的雙邊“2+2安全對話機制”包括了日澳、日法、日英、日俄、日意與日印等多個“2+2安全對話機制”，日印在2019年11月舉行首次部長級“2+2安全對話”。
（三）提升與主要大國關係戰略定位，積極改善日俄、日印等大國關係。除頭號大國盟友美國外，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是日本極力爭取改善、交往的對象，但其戰略目標與策略則有所不同。印度是日本極力爭取與發展的主要對象。安倍第二次執政後，將日印兩岸關係由“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提升為“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陸續與印度建立兩國間、加入美澳印或美日印三國間以及美日澳印四國間的戰略對話機制。雙方領導人多次互訪，互釋善意，均將中國視為威脅。
俄羅斯是世界大國，更是世界軍事強國，改善與俄關係是提高日本大國地位之關鍵。安倍一直積極尋求改善日俄關係，多次與普京會晤，尋求與普京建立良好私人關係，以期解決兩岸存在的北方四島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不過，日美安全同盟及日本處處追隨美國並配合美制裁俄羅斯的結構性矛盾，讓日俄關係難以徹底改善，北方四島領土爭議難解。日本不大可能在鞏固美日戰略同盟、配合美國遏制俄羅斯的情況下與俄建立真正友好關係。
三、對華交往合作與防範遏制共進並行，核心是“交往中牽制”、“牽制中發展”
中日關係是安倍政府極為重視的、僅次於日美關係的雙邊關係。日本對華戰略與策略是：發展中日關係是需，高層交往是名，經濟合作是利，防範是實，牽制是核心，謀求大國地位是目標。
（一）安倍對華“合作與遏制”雙重戰略定位，充分反映了“雙面日本”與“多面安倍”。安倍重視中日關係，希望改善中日關係，不時對中國表現出友善、友好的一面，於2014年9月在國會演講中使用“中日友好”一詞，2019年春節專門用中文向中國問好，也積極爭取實現了中日領導人互訪與會晤，但安倍不僅從未正視中國政府在意的侵略歷史問題，而且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宣揚中國威脅論，並以此作為加強防衛與發展武裝力量的藉口，配合美國遏制中國。新版《防衛計畫大綱》強調促進與中國相互理念和信任，推進多層次對話、談判與交流，促進中國對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履行負責與建設性角色，但同時提出日本面臨七大安全威脅，其中以最大篇幅闡述中國的綜合威脅與破壞國際秩序的單邊行為，而且包括了8種表現形式，同時指責中國與俄羅斯在政經與軍事領域挑戰美國，試圖改變國際與區域秩序，加速權力平衡變化與不確定性。2019年9月日本防衛省公佈的《防衛白皮書》更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
（二）對華採取“跟隨與策反”兩手外交策略，積極拉攏與華有領土主權爭議的國家。安倍政府重視對華關係，採取了一些積極的善意行動，實現了兩國領導人的高層互訪，中日關係也獲得改善；但觀察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策略與戰略以及具體行動就會發現，善意與惡意並存，改善與惡化並舉，改善衹是為了提升安倍政治地位，爭取有利日本發展外部環境，並沒有改變視華為安全威脅以及在國際社會“牽制中國”的基本戰略。特別是衹要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訪有關重要國家後不久，安倍就會隨後參訪，有明顯“拆台”用意，破壞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安倍特別重視發展與中國有主權領土爭議的越南、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
（三）安倍政府配合美國積極介入南海事務，進一步擴大“牽制中國”領域範圍。2012年12月27日，安倍發表“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提出中國對日本海洋運輸線造成“兩海一洋”連動威脅，呼籲建構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為主軸的“鑽石型陣營”，共同維護西太平洋連接印度洋運輸安全，特別是要防止南海成為“北京之湖”。2013年6月，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馬尼拉記者會上公開表示“日本方面非常關切南海情勢將會影響到東海情勢”，強化中國“兩海連動”威脅。同年12月，安倍政府公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強調中共與東盟國家間在南海主權聲索爭議衍生出威脅海洋的依法治理、航行自由以及東南亞區域穩定的懸念，升高日本海洋運輸線安全的脆弱性，因此強調日本應該協助海洋運輸沿線國家提升維護海洋安全能力，以及強化與日本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合作。2016年9月，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在美華府演講中表態支持美軍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作戰”（FONOP）任務。日本將派遣自衛隊與美軍共同實施，並在2017年5月首次派遣反潛直升機護衛艦在日本周邊海域執行護衛美軍補給艦任務，後赴南亞訪問，巡航南海，並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海軍在南海實施共同巡航演訓。自此以後，日本公然介入南海事務常態化，成為在南海事務上牽制中國的重要域外力量。
（四）安倍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經濟合作防範、排斥高於參與合作。安倍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持保留態度，雖然於2017年7月曾表示對“一帶一路”給予合作，但沒有實際行動，仍是防範與排斥為主，不願真正接受。不僅中日最終以“第三方市場合作”取代“一帶一路”建設合作，而且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在印太地區另搞一套，核心之一是對抗“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日前在中國、日本、東盟等15國成員達成共識、爭取於2020年簽署RCEP後，日本隨即就表示不簽署沒有印度參與的RCEP，顯示典型的“親印防中”，企圖阻撓中國在RCEP的影響力，是“牽制中國”的又一舉動。
（五）配合美國制裁與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自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與科技戰後，日本對華經貿議題上並不是“相向而行”，依然是“利己主義者”，配合美國制裁中國企業，限制華為等中企參與日本5G建設，限制華為電訊產品。不久前日本海上保安廳又表示，因擔心機密情報被洩漏，2020年開始不再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這是配合美國限制中國大疆等高科技企業發展的又一不尋常舉動。
四、推行“安倍經濟學”，振興經濟，扭轉日本“失落20年”，奠定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之經濟基礎
邁入後工業化後，日本經濟發展放慢，出現了所謂“失落20年”現象。安倍上台執政後，要實現一系列戰略目標，成為正常化國際大國，振興經濟是重要手段與基礎。
經濟實力是大國政治基礎。日本國土面積不大，但因戰後迅速恢復與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與經濟強國，一度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因侵略戰爭與戰後體制而未能成為真正的政治大國。安倍要實現日本“國家正常化”目標，要成為世界性政治大國，首先要改變經濟停滯現象，發展經濟，壯大經濟，才能提供龐大國際援助，擴大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發揮國際影響力。這是安倍上台後推動“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原因。
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核心政策支柱是“大膽金融政策、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經濟成長戰略”。在財政、金融刺激政策下，到2019年底，安倍執政6年多，日本經濟持續復蘇長達86個月（2019年11月經濟增長1.8%），創下二戰後最長復蘇期，達到了既定目標，擺脫了經濟通縮時代。
在新形勢下，日前安倍政府又考慮推出13萬億日元（約1200億美元，加上私營部門及其他開支，總計達23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為爭取民意支持及推動“修憲”與改革創造條件。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對日本經濟造成新的重大衝擊，被迫採取巨額刺激經濟計畫，但仍難以改善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困難與新挑戰，對其修憲形成新的壓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