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冠疫情使國際安全形勢急劇惡化
冷戰結束後，長期籠罩世界的核大戰陰雲消散，世界和平有基本保障，但是獨霸世界的美國在全球大肆武力干涉，國際安全和地區穩定反而受到嚴重威脅。在南北矛盾和地緣政治矛盾同時激化與文明衝突悄然形成的複雜形勢下，美國全球霸權主義肆虐終於遭致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冷戰時代”戛然而止。在所謂“後後冷戰時代”或“九一一時代”，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使國際安全局勢動盪不定，急劇凸顯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交織成一幅異常複雜的國際安全圖景。儘管如此，由於大國相互依存加深，在反恐反擴散領域原則上相互合作，大國戰略競爭大體上沒有明顯加劇，世界和平與發展總體上完全有保證。然而，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強調大國競爭而非反恐在其國際安全戰略中的優先地位，強力實施以中俄為主要戰略威脅的國家安全戰略，致使大國戰略競爭激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在美國選舉年爆發，其嚴重的社會分化、種族仇恨和政治極化被弗洛伊德案火上澆油，全美陷入騷亂和分裂之中。
志在連任的特朗普政府，為了轉移選民對政府抗疫不力、經濟衰退和種族不平等的強烈不滿，在猛烈攻擊民主黨和拜登的同時，一邊藉疫情肆意抹黑和無理指責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在全球抗疫的關鍵時刻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一邊在中東、東歐、東亞三大地緣戰略區同時加大對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威懾。因此，世界面臨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急劇上升這一史無前例的複雜嚴峻形勢。
國際安全演變史表明：當冷戰後非傳統安全威脅受到世人高度重視之前，大國敵對及其導致的地緣政治衝突、軍備競賽、地區動盪乃至大規模戰爭一直是世界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而當冷戰後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為主要國際安全威脅時，國際社會往往能夠合力應對共同威脅，而大國競爭相應趨緩，傳統安全威脅下降，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是這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也是這樣。然而，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出現了非傳統安全威脅急劇上升時傳統安全威脅隨之急劇上升且兩者相互加劇的局面。面對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大瘟疫，本該合作抗疫的國際社會卻嚴重分裂，各國各自為政，自行其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沒有為應對疫情做充分準備，不是集中力量抗疫，而是在對華全面交通封鎖的同時無端指責中國應該為疫情全球蔓延負責，並在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安全方面尋求與華對抗（比如在台海、南海和香港等問題上不斷對華挑釁），致使世界面臨陡然上升的傳統安全威脅，這反過來更加不利於國際社會合作抗疫。不誇張地說，國際安全形勢正在快速惡化為二戰結束以來最複雜最嚴峻的程度。
四、中美正在快速接近徹底攤牌
在以上三大嚴峻局勢的影響下，中美正在急劇陷入全面對抗之中。全球化是聯接中美兩個世界性大國的紐帶，也是冷戰後兩國最大共同利益所在。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中美建交和二戰後新一波全球化興起，聯手抗蘇的中美終於完全從死敵變成準盟友。此後，中美關係雖經歷多次大波折，但總體上不斷密切、強化（官方判斷是“總體上不斷向前發展”），雙方都從全球化中獲益頗豐。新冠疫情下全球化遭受重挫，必然沉重打擊中美關係。由於全球化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全球化重挫自然意味著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從而必然嚴重影響中美經濟關係及各自經濟發展。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嚴重受挫，導致中美“半脫鉤”。此外，部分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矛盾激化，部分由於美國大力實施大國競爭戰略，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國際安全形勢急劇惡化、異常複雜，必然嚴重影響中美政治關係和安全關係。總之，就國際關係而言，中美關係成為新冠疫情下的最大受害者。而急劇惡化的中美關係反過來嚴重影響全球化、世界經濟和國際安全形勢。這兩者間的惡性循環不僅是當下全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而且正在把業已陷入全面對抗的中美推向徹底攤牌的深淵。
自新冠疫情從中國突然爆發以來，美國不是對華施以援手和與華合作抗疫，而是率先對華封鎖，誣衊中國製造病毒和隱瞞疫情，要求中國擔責和賠償，甚至威脅凍結中國在美資產和拒付對華債務。一貫反華的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充當反華急先鋒，藉疫情多次無端指責和惡意攻擊中國，極盡對華誣衊之能事，大肆干涉中國內政和別國對華交往，極力拉攏和脅迫別國共同遏華。他甚至危言聳聽地說什麼中國“使美國處於危險之中”、“正在摧毀西方文明”。在多數美國民眾誤以為中國應該擔責和共和、民主兩黨一致反華的氛圍中，起初曾稱讚中國抗疫成效的特朗普竟親自舉起反華大旗，公開稱新冠病毒為“武漢病毒”，指責中國洩露病毒並隱瞞疫情導致其全球擴散，揚言要追究中國的責任。中國官方及主流媒體則對美國政府及反華媒體發起公正而強烈的反擊，多次不點名批駁特朗普的對華攻擊，尤其是反復點名批駁彭佩奧的荒謬言論、反華立場及其卑劣人格。中美官方如此高頻度相互攻擊，為中美和解以來所僅見，中美關係惡化之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在經貿、科技、台海、南海、香港、新疆等幾乎所有涉華問題上顯著加大遏華力度：不斷增加制裁中國企業的所謂“實體清單”，尤其是加大對華為的打壓；以政治軍事等各種方式力挺“台獨”勢力以武拒統（比如，蔡英文競選獲勝和就職時，彭佩奧都致電祝賀；再比如，截至6月4日，美艦今年已7次高調穿越台灣海峽）；藉涉港國家安全立法制裁中國和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頻繁在南海挑釁中國，多次以聯合軍演的形式在南海耀武揚威；誣衊中國在新疆建勞改營並大規模迫害穆斯林，等等。
冷戰後，筆者一直對中美關係持謹慎悲觀看法，即使在美國同意中國入世、九一一後中美有限合作反恐、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對華期望上升的樂觀形勢下。之所以根本上對中美關係悲觀，是因為中美之間存在至少五大結構性矛盾：⑴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的矛盾（即“兩制”矛盾）；⑵新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的矛盾（即“修昔底陷陷阱”）；⑶海陸複合型大國與海洋霸權國的矛盾（地緣戰略矛盾，鬥爭焦點是台海、南海、東海）；⑷兩種不同發展道路及發展模式間的矛盾（即“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矛盾）；⑸兩種迥異文明間的矛盾（即美式個人自由主義文化與中華集體主義文化）。隨著中國崛起進程不斷推進，這五大矛盾不僅無法解決，而且必然逐漸激化，直至中美陷入全面對抗乃至徹底攤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