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慈善機構的施予策略還反映了後工業時代富豪財富積累的宏觀經濟背景。自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推行極端的親市場體制以來，英美及許多國家出現了明顯的放鬆管制、產業和公共資源私有化等轉變。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來的，是對福利國家的攻擊。自由市場理念在隨後40年裡影響著西方社會的各個方面。加之對個人自由和創業精神的強調、對任何“依賴”關係的強烈貶低，這些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宏觀轉向，對當代慈善家和21世紀慈善機構的投資策略產生了巨大影響。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在最不發達國家大量出現微型金融倡議，這就是針對性金融投資與創業激勵策略結合的典型例子。最早的微型金融倡議由孟加拉國的兩位社會企業家發起，聚焦於向最貧困人群發放小額無息貸款以減少貧困。隨著發達國家投資者與發展援助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展開合作，這些倡議的重點開始轉變，獲得利潤成為與貸款展期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動機。
針對長期社會問題且基於市場的解決方案，同樣見於美國國內的慈善事業。許多將注意力轉移至教育領域的風險投資人，在慈善機構資金支持下，推動了特許學校的創立和新技術在教學活動中的使用。當代慈善事業偏好資助短期先導項目，並在未能取得預期的社會或經濟投資回報時快速退出，這一特點在教育領域體現得格外明顯。例如，2000年蓋茨基金會拿出2590萬美元，鼓勵美國西雅圖大都市區公立學校創建“小型學習共同體”。如果學區成功實施教育改革，5年後這筆資金將被更新。然而，由於未能產生預期成果，蓋茨基金會停止提供資金，並將戰略投資優先項轉移至別處，最終給西雅圖地區許多學校帶來行政管理和後勤方面的困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