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為什麼當前是資本賬戶雙向開放的有利時機
文章指出，一方面，新冠疫情使中國與大多數國家經濟走勢出現分化。中國上半年GDP同比僅下跌1.6%，第二季度更是實現了3.2%的正增長。而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技術性經濟衰退，二季度美國環比下跌9.5%，英國下跌20.4%，日本下跌7.8%，德法等歐洲大國均萎縮10%以上。標普最新報告顯示，截至8月9日，美國今年已有424家大型公司申請破產，超過了自2010年以來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這為中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和收購資源能源提供了契機。
同時，“一帶一路”作為中國聯通國內國際的重要合作平台，已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新增長點。2019年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總規模的13.6%；今年上半年提高至15.8%，為歷史最高。在此基礎上推動資本項目雙向開放，有利於培育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支點。
另一方面，全球貨幣增發，中國與主要國家利差較大，是資本項目雙向開放的好機會。2015年10月，中國正處於物價下行的降息周期，為放開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的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創造了改革良機。因為放開上限可能會導致某些利率定價上升，但配合降息就可以部分對衝甚至完全對衝短期利率上升的壓力。
當前中國再次迎來類似的時間窗口。受疫情影響，各國普遍通過若干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持續支持就業、救助企業、支撐金融市場，全球央行一方面大幅擴表，另一方面大幅降息，並表示至少要將低利率延續至2022年，非常規政策已向“常規化”轉變。截至7月末，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擴張至6.95萬億美元，英、歐、日等央行分別擴表至7000億英鎊、6萬億歐元和600萬億日元，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機最高峰時規模的3~10倍。當年的救市經驗證明，超大規模的增量貨幣推高了全球資產價格，造成了新興經濟體的普遍通脹，各國國內的對衝成本極高。今年二季度以來，隨著美元流動性恢復，美元開啟了弱周期，增量資金開始在全球尋找新的高收益貨幣。而中國貨幣政策保持正常，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與2016年時相當，利率水平遠高於主要經濟體，輸入性通脹風險加大。此時推動資本賬戶雙向開放，雖然會出現資本流出現象，但內外利差決定了資金流出的規模將十分有限；同時也能對衝掉“以鄰為壑”的大水漫灌，有利於調節、平衡中短期資本流動，減少國內未來的政策成本。
四、資本賬戶雙向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
文章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和各國的金融市場帶來巨大衝擊，卻是中國多年以來金融改革效果的一塊試金石。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總體穩定，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
一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此次疫情後中國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在三次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開展MLF操作和再貸款、再貼現基礎上，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通過LPR下降推動降低企業貸款利率，降低社會融資成本。8月13日，中國五大行明確將個人住房貸款統一調整為LPR定價方式，進一步推動了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MLF利率→LPR→貸款利率”的利率傳導機制得到充分體現。
二是匯率形成機制日趨成熟。以前，中國外匯市場的突出問題主要體現在干預過多與國內外資源配置效率的矛盾上。2015-2017年，中國外匯儲備減少了8000億美元以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最近一年來，人民銀行沒有運用逆周期調節因子，基本退出了對匯率的常態化干預，通過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使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截至8月20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9274,較去年底升值0.7%，是唯一對美元升值的新興經濟體貨幣，並已成為新興經濟體貨幣的風向標，充分反映了中國經濟“V型”反彈的事實。
三是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穩中有升。外匯儲備是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保障。1-7月，由於進出口貿易逆勢增長，北向資金淨流入，叠加美元走弱的匯率折算，截至7月末，中國外匯儲備增至31544億美元，較2019年末增加465億美元。同時，2015年以來，外匯儲備結構逐漸優化。
值得指出的是，資本賬戶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制度安排，推動資本賬戶雙向開放並不意味著放棄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控與管理。從主要新興經濟體實現資本賬戶開放的經驗來看，推動資本賬戶雙向開放，反而有利於讓之前游離於非正規渠道的資本項下的資金通過正規統計登記渠道被監測。中國應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監管體系，遵循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的原則，對流動規模、期限結構、流經渠道和流向領域進行全過程監測，特別關注和識別具有較強投機性的短期流動資金，以及投資海外房地產或高價值藝術品等大額資金。同時，借助多邊化協議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之間的區域金融合作。
總之，中國目前推動資本賬戶雙向開放，是為了從資金層面支持配合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國家戰略，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避免實體經濟脫鈎。同時，資本賬戶穩步開放是一項長期制度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好各項風險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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