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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鴻祥 |
汪鴻祥：疫情下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
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劇烈而深遠的衝擊，也對日本產生了重大而複雜的影響。2020年原本是中日關係非常關鍵的年份，中日雙方要“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中日兩國的外交日程，日本對華政策出現新的調整。
先來談一下動態。疫情下日本對華政策的動態可說是喜憂參半。中國疫情初期，日本各界積極支持中國抗疫。自民黨二階俊博幹事長表示：“日方願舉全國之力，不遺餘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幫助，與中方共同抗擊疫情。”安倍晉三首相要求自民黨國會議員，從工資扣5000日元捐獻中國抗擊疫情。日本社會積極捐款捐物，醫療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往中國。援華物資包裝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東方文化特有的詩句，彰顯出不同於他國的睦鄰之誼。隨著日本疫情日益嚴重，中國也向日本提供了支援，從檢測試劑到救災防護物資源源不斷送達日本。中日合作抗疫促進了兩國民意改善，客觀上起到了為中日關係賦能的正面效果。當時感到2018年“重返正常軌道”的中日關係在疫情的新形勢下有了可喜的新發展。
日本疫情加劇後，對華姿態開始變化。4月7日，安倍首相宣布日本進入“緊急事態”。面對疫情的變化，日本民眾感到困惑不安，日本媒體出現了對華不滿的聲音，日本保守勢力涉華消極言論增多，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一系列舉動：謀劃日企撤離中國；安倍聲稱“病毒是從武漢擴散出去的”；蔡英文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日本政界要員表示祝賀；在政府的默認下，沖繩縣石垣市議會改變釣魚島名稱；針對中國在釣魚島海域的活動，日本國內加強對華威懾力的論調高漲；對中國發布50處東海海底地理實體名稱提出抗議；牽頭G7搞“香港問題聲明”；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自民黨決議要求政府中止習近平主席作為國賓訪問日本；在疫情對策上把中國排斥在第一批解禁國家（澳新越泰）之外等等。這些動態反映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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