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結構調整打通機制堵點
文章指出，以結構調整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機制方面的堵點。結構不均衡會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和穩定運行，這是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的主要依據。例如，從所有制結構看，目前民營經濟發展與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的競爭條件並不均等，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高低門”等進入障礙，如果不運用《競爭法》破除一切針對民營企業的行政壁壘和政策歧視，那麼中國市場上最有活力的這個市場主體就無法正常地在雙循環新格局中發揮積極作用。再如，從地區經濟結構看，過去按照地區推進改革開放和制定政策的辦法，導致了一系列的政策“窪地效應”，是地區間存在著嚴重的開放歧視和不均衡現象的根源，由此影響統一、競爭、開放、有序市場的建設。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必須按地區公平的原則推進政策實施過程，平等一切區域間的發展條件和政策的差異。還有，分配結構不均衡則會直接導致雙循環的機制性堵塞。在一個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扭曲的社會結構中，由於高收入者的消費邊際傾向很低，低收入者沒錢消費，即使這個社會人均收入很高，也達不到擴大內需的作用。因此降低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讓中等收入群體逐步形成並具有強大的消費能力，就是一種最有利於擴大內需的制度安排，也是最優的社會結構。就初次分配而言，值得注意的一是財富在國內居民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分配。GDP中外資拿得多，自然本國居民就會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資來發展經濟的地方，如江蘇蘇南地區，都普遍存在這一分配失衡的問題。二是財富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比例。資本所有者拿多了，勞動者的收入和需求就受到嚴重抑制。因此不讓勞動者分享發展利益的經濟體制，是不可能走得長遠的。就再分配而言，目前其結構失衡影響雙循環的主要表現是：一是收入和財富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分配失衡。政府和企業從國民收入總盤子中拿多了，居民拿得就少了。這是聚焦富民戰略、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主導的社會結構的軟肋。二是財富在金融、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配失衡。現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而虛擬經濟過火，金融、房地產部門在分配中處於強勢地位，誘導資源和要素過多投入到虛擬經濟部門，這是導致中國產業結構失衡的內在根本原因。
加大對內開放打通市場一體化堵點
文章強調，以加大對內開放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市場一體化方面的堵點。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讓中國的市場成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使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在主場市場進行，關鍵的問題還在開放，既要對外開放，更要對內開放，使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相互銜接和均衡。
為了推動開放發展，目前中國開放戰略的思路面臨著重大轉換，即要從過去強調對外開放，轉向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共同促進、共同發展，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更要以對內開放促進和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和層次。現在對內開放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不亞於對外開放，進一步對內開放已經成為深化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前提。過去我們用對外開放倒逼對內改革，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選擇。如，為了適應WTO的規則，我們不得不進行企業體制、稅收體制、外貿體制、補貼制度以及審批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給企業在市場上以更多的自由選擇，使政府的做事規則更接近國際慣例的要求。但也應該看到，僅僅開放國門，對舊體制的衝擊還是有限的，很多實質性的東西，最終需要有內部的動力來推動變革，如要素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化配置等等，涉及權力關係、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和徹底重組。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壘、降低企業稅費、降低對國有企業補貼等，都涉及對政府職能的改革和權力的再配置，關係到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問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國內的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經濟就不能在寬鬆自由的環境中發育，市場組織、個人和社會機構缺少成長的空間，市場工具就沒有運用的條件，市場機制也就無法在資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計劃和行政機制。我們強調雙向循環要對內開放，就是強調要對本國公民的開放，要把政府機構為民眾包辦的一系列經濟事務的選擇權賦予個人和家庭，讓其自由選擇、自我發展。從開放的內容看，對內開放就是要破除一切被行政權力壟斷的行業和部門，實行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