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因素反映了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建構的崎嶇，該國獨立以來爆發了多次嚴重的族群衝突和政治危機。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在應用兩種成熟的國家建構模式方面都有較大困難。一方面，吉爾吉斯斯坦的邊界輪廓確立於蘇聯時期，由莫斯科方面一手把吉爾吉斯人的聚居區劃分出來，並且逐步從自治州升格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這種邊界很大程度上並非國家歷史疆域的現代化和國際法上的確立，更像是一種國內行政區劃的調整。因此，吉爾吉斯斯坦碰到了基於特定疆域的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的難題。另一方面，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多元民族國家，族群關係一直是當局棘手的困難。過分強調基於族裔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將會損害到那些非命名民族的利益和尊嚴，釀成族群衝突。這是吉爾吉斯斯坦碰到的基於族裔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的難題。
因此，在吉爾吉斯斯坦近期的動蕩中，筆者認為，矛盾的根源出在“弱政治”的體制上，現實權力鬥爭則直接引爆了潛伏著的矛盾，歷史上形成的南北部落對立格局則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加劇爭端並擴大了矛盾。
另外，境外的資助和干涉也值得警惕。“鬱金香革命”後，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政治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量非政府組織（NGO）就此扎根。2006年，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有超過8000多個非政府組織，成為中亞地區非政府組織存在密度最高的國家。誠然，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是非政治性的，但大量存在的非政府組織加大了管理上的難度，其背後的資金鏈和人員網難以被追溯，這為部分有著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組織比如一些涉及所謂“人權觀察”的組織打開了方便行動的大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