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不堪的現實面前，當政者本應反躬自省、亡羊補牢。如果美國精英有共識、民眾不分裂、國會不黨爭，如果衛生醫療專家的聲音能被居廟堂者傾聽，那麼美國的疫情防控形勢可能會是另外一種面貌。但是，這些假設都不存在，美國錯過了在疫情中完善制度建設的機會。死亡30多萬人都不能讓這些美國政客自省，還有什麼能夠喚醒他們？特朗普政府中的反華官員和國會中的反華議員更願意尋找“替罪羊”，而不想“照鏡子”審視自己。這些人無視美國民生疾苦，踐踏法律和公義，大肆製造對中國“追責”“索賠”的荒謬言論，煽動反華情緒，一意孤行推動旨在剝奪中國外國主權豁免的立法，炮製法律依據，拋出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及軍方醫學研究機構和個人進行制裁的無理要求。根本上，他們是以對華意識形態打壓為工具，為自身抗疫不力進行“甩鍋”和脫責。
貌似邏輯自洽的心理焦慮和冷戰思維
二是美國反華政客對中國的焦慮心理不斷加重，不僅從大國力量對比的角度，也從所謂捍衛“民主”和“自由”的角度，來界定中美關係。美國反華政客“鎖定”中國共產黨，針對的是中國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把中美關係從貿易戰、科技戰等力量型較量推向外交戰、人文戰等觀念型碰撞，甚至引入“敵手”的意象和“新冷戰”類比，其對華遏制戰略昭然若揭，實質性惡化了中美關係的語境。
具體而言，中國經濟成就引來美國反華政客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攻擊，他們指責中國的國企制度、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及貿易政策等，以此貶低中國經濟成就，破壞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中國科技發展引來美國反華政客對中國軍民融合戰略的無端指責，他們蔑稱華為5G技術“威脅西方價值觀”，並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斷中美之間科技投資、合作研發和技術轉移的路徑。戰略上，美國反華政客把中國崛起與“集權制度”掛鈎，影射中國的發展意圖“不透明”“無誠意”。外交上，中國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治理能力的正常活動被美國反華政客指責為輸出“威權主義”治理模式。美國反華政客給中方涉美的民間交往、學術交流和商業活動扣上“間諜活動”罪名，破壞中美民間友好合作的根基。美國反華政客對共產黨員移民禁令和中國共產黨黨員簽證限制等措施都做了“豁免”規定，即申請人須承認自己受脅迫入黨或已經脫黨，其弱化、分化中國共產黨的意圖昭然若揭。美國反華政客還渲染中國共產黨與所謂“自由”世界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企圖用“中共威脅”重新激活“大西方”，聚集盟友協同抵制中國的影響力，對中國進行圍堵。
總體上，美國反華政客基於“冷戰”思維，把中美之間的正常競爭與合作塗抹上意識形態色彩，形成一個看似邏輯自洽的閉環體系。但人們看到的卻是這些人的一廂情願和自欺欺人，卻是這些人的封閉思想屏蔽了他們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糾錯和完善的可能性。
挖坑埋雷、人走還要茶不涼的私利算計
三是在大選年加速美國政治重新洗牌的背景下，美國反華鷹派更加需要通過推行極端政治，凝聚國內“反共”勢力，共同打壓溫和力量，確保自身在美國政治權力結構中繼續占有一席之地。至於其反華政策會引起何種國際效應、是否服務於美國自身利益，並非這些人的關注重點。
本屆美國政府上台後，一批反華鷹派進入決策圈中高層。他們有的對白宮投其所好，有的迎合國內民粹情緒，有的對中國不了解或充滿誤解、曲解，有的受強烈的價值觀或現實利益驅使，有的是在兩黨內想要反客為主的極右翼和極左翼勢力。這些人不僅為特朗普政府的強硬對華政策背書，並趁機崛起，還試圖走得更遠、更極端，在製造涉華輿論恐慌、毒化中美關係上發揮了惡劣作用。
他們受大選的刺激，認定只有進一步鎖定中美戰略競爭和制度對抗，使反華成為不可逆趨勢，才能框定下屆政府對華政策路線，壓縮未來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空間，從而有利於他們繼續推進自身的政治訴求。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在大選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變本加厲地對華重拳出擊，密集出台制裁措施，提速通過反華立法，批准新的對台軍售，給繼任者留下一堆不得不接手的“遺產”。民主黨歷來強調人權和價值觀議題，可以想象，強化與中國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對立，仍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