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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代化理論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21-03-15 09:29:56


 
  但是,後發國家在推進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可能存在其“後發劣勢”,雖然利用了先進國家的經驗和技術,但也會產生對先進國家的在技術、貿易和資本等方面的“依附關係”。在基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其全球生產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鎖定在價值鏈中低端。在先進國家確定的世界經濟規則和支配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後發國家往往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當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國際競爭力日益增強、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和國際經濟地位得到顯著提升以後,後發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可能會發生全面貿易摩擦,從而制約後發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在發展經濟學中激進學派用“依附性”來描述世界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這種“依附關係”。如果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不能夠有效地通過自主技術創新突破這種“依附關係”,其現代化進程有可能停滯甚至完全中斷。

  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創新瓶頸,科技創新能力薄弱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雖然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已經成為研發人員投入第一大國、經費投入第二大國,但是以“工業四基”為代表的產業基礎能力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卡脖子”技術,技術體系中很多關鍵核心技術依賴於國外。這種核心技術“依附性”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將直接制約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中國現代化進程推進。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以及經濟全球化逆流背景下,更加凸顯了這種核心技術“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這意味著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種立足於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尋求突破核心技術“依附性”的經濟現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低成本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模式的揚棄。當然,這不意味著要忽視對外開放,而是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塑造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改善中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推動中國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轉型升級。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要在經濟全球化下實現核心技術“依附性”突破、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現代化模式。

  三是基於現代化動力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種圍繞經濟循環暢通無阻、充分利用大國經濟優勢的經濟現代化戰略。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現代化是國家整體現代化的驅動和基礎。雖然不能夠直接把經濟發展完全對等為經濟現代化過程,但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推動從傳統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無疑是經濟現代化戰略的核心。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現代化路徑,也是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現代化戰略部署。

  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詞是“經濟循環”。經濟活動本質是一個基於經濟分工和價值增值的信息、資金和商品(含服務)在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流動循環的過程。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出社會再生產理論,將社會再生產過程描述為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構成的經濟循環,還給出了產業資本循環從貨幣轉換為商品、從購買商品到生產出新商品、從新商品再轉換為貨幣的三個過程和公式。從經濟循環角度來刻畫新發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經濟運行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則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從而連續不斷地實現社會再生產過程,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這也是中國在新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戰略的核心要求。當前阻礙中國經濟循環暢通的因素,既有供給側結構性因素,也有需求側內需潛力得不到有效釋放問題,還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環境不確定不穩定明顯加大的影響,這要求從戰略和政策上實現: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同時加強需求側管理來擴大對供給的有效需求;經濟增長動力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基礎上的內外平衡,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在經濟效率與經濟安全之間的統籌平衡,實現更有效率、更為安全的產業體系和區域布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從現代化戰略角度看,其理論邏輯基礎在於大國工業化的特性。庫茨涅茲指出,在同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下,大國的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占比份額比較大;錢納裡等認為,雖然大國和小國在發展格局上可以歸結出許多不同,但大國經濟發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於人口眾多、市場容量巨大,可以體現出更多的內向化傾向。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然具有龐大的人口,但由於人均收入很低,還不能說具備了龐大的市場容量,那時候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採用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具有其合理性。現在,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具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這無疑已經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市場,再加之製造業增加值已經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和,在這樣供需條件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邏輯。當然,國內大循環為主並不意味著忽視國際循環,而是要求國際循環還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依托,二者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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