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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鎮遠和平村外景 |
中評社北京4月6日電（作者 汪毅夫）台胞謝大姐的父親是老革命、抗戰將領。近日，謝大姐隨旅遊團到了貴州。她在觀景台上拍了彎彎曲曲的抗戰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興衝衝地發給我。我告訴她，貴州鎮遠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戰遺址。於是，她請假離團兩天，又興衝衝地到鎮遠去也。沒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圖一）。我為參觀、參會，曾三次到古城鎮遠。為了讓謝大姐少些遺憾，老弟我應該當一回講解員，向謝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紹我所知道的貴州鎮遠和平村的若干情況。
和平村是抗戰時期“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別稱，和平村隨戰事幾經遷移，最後定址於貴州鎮遠。讓我從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員康大川（圖二）講起。康大川（1915—2004），原名康天順，台灣苗粟人。1938年3月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奔赴祖國參加抗戰，轉戰於桂北、湘北前線。1942年6月22日，經由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商議決定，康大川奉派到貴州鎮遠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員，參與開展對日本戰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將“和平村的最大多數俘虜”從戰爭罪犯轉化為反戰人士。多年後，從和平村釋放遣返的日本戰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讓他們翻譯、閱讀和抄寫《論持久戰》、《新華日報》、《群眾》等書、報、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對他們的教育和照顧。和平村收容的戰俘裡也有台籍日本兵，他們很快覺醒並參加了反戰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台灣義勇隊創辦的《台灣先鋒》第6期發表台籍日本兵林婉仲的“和平村通訊”，題目是《和平村村員台灣人》，文中說：“祖國當局寬大為懷的愛護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夠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義，能分析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數的俘虜都已覺醒，回憶到以前的行為而戰栗”。
作為學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給和平村管理機構一本《日本反戰士兵與日中戰爭》（香港，光大出版有限有司2006年2月版），這本日人菊池一隆編寫、廈門大學朱家駿教授譯審的書裡，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還就布展工作談了意見，其中包括：作為俘虜收容所，和平村的醫務室是必不可缺的，應予復原。史料裡也有關於和平村醫務室的記載，如林婉仲《和平村村員台灣人》所記：“衛生組：內設醫務室、醫藥豐畗的藥室，村員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醫官診察配藥”。據我所知，和平村的“醫官”是由駐地在貴州貴築（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駐的，1941年6月15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到訪和平村時，有“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派醫療隊陳隊長、蔣醫師以及各位隊員駐在村裡” 。陳隊長的姓名是陳生白，蔣醫師即蔣昂，駐村醫療隊先後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182區隊、第19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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