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對民主路徑的探索，需要把握“普選遠景”與“香港特色”之間的辯證關係。需要注意到，此次中央推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方案的多個時間點，港澳辦、人大法工委等負責人均多次重申，香港實現雙普選的遠景藍圖不會變。我認為這些回應很明顯是中央聽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2014年至今，香港民主政治出現的最大問題也是最大危機是，反對派拋出的所謂普選方案完全以顛覆國家政權、實行反共民粹政治、實現“西方代理人治港”為最終目標，徹底違背了《基本法》規定實施普選的初衷。中央此次完善香港選制，衹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未來仍然會將打造有香港共識、符合香港實際、體現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作為有序擴大香港民主政治的最終目標。在這一點上，我希望建制派、愛國愛港力量要積極宣傳解說，增強信心。
第三，對政治動員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動員”與“去政治化”之間的辯證關係。根據過往經驗和數據，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觀反中亂港勢力則是被高度頻繁地組織、動員、串聯，導致修例風波後愛國愛港力量一度被反中亂港勢力所壓制，中央出手後才緩解。可以說過去24年，愛國愛港力量動員不足的確是一個遺憾，某種程度上也應承認這是特定歷史局限下治港工作的失誤。但是，香港始終要把握好“經濟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鬥爭中心”的本位角色，應當逐漸推動“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當然，我們要承認香港長期存在著中外政治力量複雜尖銳的博弈，現在有了《香港國安法》、有了新選制，愛國愛港力量也當然需要維持動員熱度、提高動員效率、優化動員效果，但若動員過度了、令“愛國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這對香港長治久安、發揮其應有功能也是不利的。因此，當反中亂港的政治風險被有力管控後，香港未來的政治社會發展，應該以習主席2017年重要講話的“求大同、存大異”為基點，把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和民生改善上，故這時候就更需要把握上文提及的對愛國標準的“正負面表列”的精神。
第四，對民生政策的規劃，需要把握“給人實惠”與“給人希望”之間的辯證關係。中央領導人曾希望港府的政策規劃能夠遠近結合，換言之，港府既要解決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問題，也要積極為解決長遠性、根本性的深層次矛盾創造條件和基礎。政府應該抓住“獲得感”和“希望”兩個關鍵詞。“獲得感”往往是從小處著手、在細節見真章，讓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關懷與服務。同時，“獲得感”絕非是靠天上掉餡餅砸出來的，讓民眾“看到希望”則比“有獲得感”更加重要。福利政策是給社會“兜底”而不是培養懶人，政府“扶貧”不能硬生生劃出一個“貧困階級”，而是讓基層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看到向上流動、實現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則就會掉入“派錢捱罵、不派錢捱更多罵”的怪圈。
最關鍵的是，整個治港架構要破釜沉舟，從住房“破題”，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未來等到新一屆選委、立法會和治港班子成軍後，我個人建議，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內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內地標準的成本和效率，將原本在2034年才首批入夥的“明日大嶼”，修改為2034年全部公營房屋入夥、2027年首批入夥，並提前啟動輪候分配工作。一萬年太久，衹爭朝夕，香港已經原地踏步了至少5年，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陳曉鋒：非常感謝束沐分享大數據視角下如何更好落實“愛國者治港”，很受啟發，裡面有很多大數據的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煥然一新。接下來請“就是敢言”的副主席吳志隆。吳志隆是資深媒體人，經常代表“就是敢言”主持各種大型論壇和學術合作。有請你來發表高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