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江漢與這位“娛樂總監”最後一次見面的第二周，他突然接到了來自這位同事的一通電話。“他告訴我，他們全家都被感染了。”江漢無奈地說到，“健健康康的一個小夥，每天晚上都會出去騎行、鍛煉、購物什麼的，突然間聽到這句話，我受到的衝擊很大。”江漢直言，陷入危機的不只是這位“娛樂總監”。今年3月中旬，他所在公司就曾出現過大面積的員工感染或是員工家屬感染的消息，至4月，嚴重的新冠病狀也相繼在他們身上出現。
“兩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演變成這種狀況，大家都覺得很突然。”江漢說道。
去年9月，印度迎來第一波疫情高峰，單日新增確診病例9萬多例。此後，在嚴格的防疫規定下，官方統計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下降。王孟裡回憶道，第一波疫情高峰時期，新德里曾出現過2000萬的常住人口中1000多萬被感染的情況，因此3000例還未治愈的數字算是證明，第一波疫情在今年年初就算是已被控制。
此後，城市交通恢復運轉，政府要求社交隔離的規則漸漸放鬆，印度社會對新冠病毒日漸失去警惕。各邦舉辦的大規模選舉集會和灑紅節、“大壺節”等宗教慶典，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民眾加入這些活動。
對此，印度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細胞和分子生物學中心主任拉凱什·米什拉曾分析稱，造成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主因，正是公眾防疫鬆懈，沒有嚴格遵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規定。印度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發言人納倫德拉·塔內賈（Narendra Taneja）也在29日坦言，政府應當對失控的疫情承擔最大的責任，該黨部分人士在2021年初對疫情過於樂觀。
“不管是大選集會還是活動，他們（印度民眾）都是聚集在一起，還有年初的農民抗議，天天坐在高速公路上不戴口罩抗議。”對於政府的忽視和民眾的放鬆警惕，王孟裡也深有同感。
他回憶道，今年3月的德里街頭，陸續有人開始不戴口罩。有一部分人戴的是名為“Gamcha”的傳統布料（即羊毛線做的一塊布），毫無防護作用，有少部分人戴醫用口罩，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戴N95口罩。“果不其然到4月份出現了大量的反彈。”王孟裡表示，各種“忽視疫情”的政策和做法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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