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在2025年左右達到總人口峰值並開始負增長，即第二個轉折點，經濟增長將遭遇需求側的衝擊。一旦總需求不足成為實質性制約因素，實際增長率會降低到潛在增長率之下，形成負的增長缺口，實現預期增長目標的難度將會增大。在第二個轉折點來臨的情況下，供給側衝擊也會轉化為需求側衝擊，如製造業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弱化會減少出口，經濟增長的減速則會抑制投資需求，形成供需兩側的相互掣肘。
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會通過三種效應影響消費需求。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就等於消費者，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加消費就擴大，人口減少消費就萎縮。二是年齡結構效應。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費力和消費傾向通常較低，這部分人口比重提高就產生壓低消費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齡化加快的情況下，就業人口也因承擔社保繳費負擔和進行預防性儲蓄而減少消費。三是收入分配效應。由於高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低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在收入差距存在並且擴大的情況下，消費需求會受到抑制。
依靠深化改革化危為機
文章指出，防範和化解人口因素致使經濟增長偏離合理區間的風險，要求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形成新發展格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現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同時注重需求側管理，發揮好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對潛在增長率的支撐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要把提高潛在增長率與擴大需求的應對舉措有機結合，使增長潛力得到充分發揮。這表現在諸多關鍵改革領域和每一項改革舉措上面。主動推動改革，是應對風險的根本途徑；延遲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則是最大的風險隱患。
首先，落實好中央關於“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的相關部署，推動實現自主生育，努力促進生育率適度回升，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國內和國際範圍的調查都發現，無論實際生育水平是高是低，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數大都為兩個左右。實際生育率與理想子女數之間的差額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育”成本的高低。因此，我們應該抓緊利用已經為時不長的機會窗口，從婦幼保健、勞動就業、托幼教育等方面，切實降低“三育”成本，挖掘稍縱即逝的生育潛力。
其次，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轉移勞動力在城鎮落戶，增加和穩定勞動力供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無論是挖掘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潛力，還是促進農民工落戶進而縮小兩個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都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從中收獲供需兩側“一石三鳥”的改革紅利：一是增加非農勞動力供給，緩解工資成本過快提高的趨勢；二是促進勞動力跨城鄉、跨地區、跨產業流動，釋放資源重新配置的生產率潛力；三是提高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解除其後顧之憂，釋放其消費潛力。
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雙管齊下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國際經驗表明，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不足以把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同時，福利國家建設速度的加快提升，通常也發生於人均GDP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期間。因此，從“十四五”期間開始，中國應從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均等化水平入手，顯著加大再分配政策實施力度，盡最大努力縮小收入差距。
最後，從破除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促進市場主體的進入和退出、加強社會政策托底入手，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相關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福利支出占GDP比重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說明越是把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會層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參與勞動力市場，因而無需對落後的產能、低效率的企業乃至過時的崗位進行保護，避免資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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