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非遺法》推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治理體制機制建設，豐富發展了國際非遺治理制度。《非遺法》指出我國非遺保護有三項基本制度，包括調查制度、代表性項目名錄制度、傳承與傳播制度。以《非遺法》為指導，我國建立了以四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和傳承人名錄制度為標誌，以四級非遺保護行政體制機制為支撐，以四級法規、政策為保障，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體制機制體系。這個體系，既體現了《公約》中對非遺保護的九大措施和三個名錄的要求，又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既為我國非遺治理保駕護航，又為國際非遺治理制度設計提供了中國方案。
最後，《非遺法》推動了中國特色非遺治理模式探索，創新發展了國際非遺治理模式。針對《公約》中提出的非遺保護的概念和九大措施，《非遺法》確定保存、保護是我國非遺保護的兩大原則。以《非遺法》為指導，我國探索總結出以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為代表的非遺保護方式，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中國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成都國際非遺節、山東非遺博覽會、非遺品牌大會等為代表的非遺保護計劃、工程和措施，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治理模式，促進了非遺分類保護和精准施策，提高了非遺保護能力，為國際非遺治理模式選擇貢獻了中國智慧。
總之，《非遺法》頒布實施十年來，隨著我國非遺治理理念、制度設計和治理模式的不斷創新發展，我國非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群眾參與非遺文化保護的自信心、自覺性顯著增強，我國非遺及保護工作的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
當然，隨著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隨著新時代我國非遺保護發展的不斷深入，《非遺法》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進行修訂完善，如在實施我國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和代表性傳承人制度過程中，如何提高非遺分類的科學性、可操作性的問題，如何針對非遺傳承群體實施代表性傳承團體認定的問題；再如，在貫徹非遺保護四級制度過程中，如何加強對傳承人、項目保護單位、各級文化行政部門之間權利與義務關係的規定和宣傳，弘揚非遺保護的契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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