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黨之初，我們黨就非常重視廉潔制度建設。為了加強黨的廉潔紀律，防範貪腐風險，提高黨的經費的使用效率，二大黨章中專設了“經費”一章，加強對經費的監督和審議；1926年，中共中央出台了第一個反腐肅貪的法規性質文件《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沒有發洋財的觀念”成為入黨必備的五項條件之一；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對犯罪主體、種類、懲罰辦法等作了詳細的規定；1938年，陝甘寧邊區公布《陝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認定了可以貪污罪論處的10種行為；1943年5月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規定政務人員應“公正廉潔，奉公守法”；1948年，華北財經辦事處發出《關於反貪污浪費的指示》，要求“必須動員幹部對各種貪污現象進行鬥爭”。
1949年3月，我們黨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同志在勝利面前，必須警惕驕傲自滿情緒，必須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根據毛澤東提議，七屆二中全會作出六條重要規定。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並列。“六條規定”，言簡意賅，為淨化黨風、保證黨員幹部廉潔自律，為“進京趕考”定下了規矩。
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雖然嚴防“糖衣炮彈”進攻的告誡言猶在耳，但是，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還是出現了一些領導幹部貪污受賄的問題。
1951年，在全國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陸續發現了許多黨員幹部存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為此，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劉青山、張子善案。劉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曾任天津專區專員，兩人在革命戰爭年代都經歷過生死考驗，但在和平環境中卻逐漸腐化墮落。經查，劉青山貪污達1.84億元（舊幣），張子善貪污達1.94億元（舊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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