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與利率是直接相關的。當利率降到很低，甚至接近零的時候，債務本身直接就變成了資產。我們知道，在企業資產負債表裡，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企業的一部分資產是由債務轉化而來的。若利率為零的情況下，債務本身就是零收益資產，根本就不需要轉化；若利率為負，債務反轉成為有收益的資產。在這種情況下，債務本身已經資產化了。我們說債務高了、杠杆率高了會引發金融風險，這往往是忽略了利率的一種邏輯推斷，或假設利率在任何條件下都大於零，不等於零，也不是負數。
利率下降或是上升，過去是按照供需關係去定義的，就是資金的定價是由資金的供求關係來決定的。但在不確定性很大的環境下，定價尤其是金融產品定價主要是依據風險來定的。從這一點來看，在公共風險水平很高的條件下，資產與負債、貨幣與通脹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用傳統的理論來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以此來觀察當前的經濟形勢，很可能會產生誤判。
文章認為，總的來看，觀察當前的經濟形勢與宏觀政策，需要有新的思維和視角。在經濟數字化、金融化趨勢明顯的情況下，原來存在於物理世界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將越來越沉澱為發展的基礎。工業依然很重要，製造業依然很重要，它們都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同時要關注到，經濟增長潛力向數字化、金融化轉移的趨勢可能會越來越明顯。
還要看到，整體宏觀政策的邏輯可能轉向公共風險權衡。從一定意義上說，當前宏觀政策的內在邏輯發生了重要變化，就是從傳統的需求管理邏輯即社會總供求平衡轉向了公共風險的權衡。這個邏輯的轉換，意味著不僅僅是從短期來考慮經濟運行的波動如何被抑制，即所謂的逆周期調節，現在需要更多的是權衡風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其實就是以風險去對衝風險。當通貨膨脹風險很小的時候，貨幣政策的對衝力度就可以跳出傳統的框框。能否跳出老套路，關鍵是如何認識、判斷公共風險——比如赤字債務風險、通貨膨脹風險等。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宏觀政策，赤字率、債務率、貨幣超發等基本問題和宏觀變量恐怕需要重新定義，需要新的規則。因此，要基於經濟發展的新邏輯去研究新階段的宏觀經濟走勢及政策，結合宏觀環境的變化，重新思考財政、金融乃至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尤其是預期和風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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