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4日電／著名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曾在清華大學做過一個講座，題為“走出半個人的時代”，倡導應廢除文理分科制度，培養全面發展、經世致用的人才。“半人時代”這一話題到今天仍有較強的生命力。關於高等教育，今天社會上有兩種爭議性較大的言論，一是大學分科太細不妥，一是文科生太多誤國。無論哪一種觀點，其實都需要回答同一個問題：今天我們的社會到底需要怎樣的人才？如何能根據時代的變化，及時調整對人才的需求。梁思成所說的“半人時代”如今是不是有了新的含義？
教育的本質在於其社會需求的高度場景依賴性。教育科學領域的名作《人是如何學習的》對教育目標的歷史變遷做了這樣清晰的描述：殖民者們只要能寫他們的名字，或者在契約上打X，文化水平就足夠了。19世紀早期，西方學校只要求識記聽寫；19世紀晚期，才要求能夠寫作。20世紀，學校變成工廠化批量生產大眾教育的場所。而進入21世紀，學生不僅被要求理解、反思，還被要求能夠創造。伴隨社會要求的不同，教育的體制、目標都在不斷發生變化，由此構成波瀾壯闊的全球教育發展史。
首先，按照丹尼爾•貝爾的劃分方法，根據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口的比重不同，把社會發展劃分成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教育提出不同要求。前工業社會沒有特別要求；工業社會提出高素質工人需求，因此導致義務教育，通過9年的學習，培養大量能勝任工業製造基本操作的產業工人；後工業社會則提出高素質的服務業人員需求，因此導致對創造性人才的需求，要求學習者掌握分析、評價和創造層級的高級知識。而貫通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通識教育是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最佳途徑。
其次，教育目標的變遷並非靜態，而是動態循環的。二戰後，世界各國的中等教育均產生注重平等和注重質量的鐘擺現象。一旦國際局勢平靜而國內社會問題和矛盾突出，中等教育就傾向大眾化的平等目標；反之，則傾向精英化的效能目標。如日本教育政策至少經歷了三四個循環，最近一次回歸效能目標的標誌是新學力標準的制定；英國最近一次回歸效能目標的標誌是國家課程大綱的修改，美國則是奧巴馬政府“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的出台。伴隨各國教育目標的變遷循環，其課程內容結構也在分化和綜合間動態變化。我國新中國成立伊始，國際形勢嚴峻，百廢待興，因此選擇文理分科、培養專才的效能目標，培養大量社會建設中堅力量，是當時合理的教育決策取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經典教育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明確指出教育和經濟目的之間的密切聯繫。生產力的提高，必然要求生產關係的匹配，即人力資源適配的有效供給。教育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而工業化國家都致力於爭奪人才。以往教育的發展都是在經濟增長後產生的，今天則出現教育發展先於經濟發展的現象。人們對教育提出重大課題，即要求教育為一個尚未存在的社會培養人才。現代的複雜世界中，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越來越快，預測新的專業和技能越來越難，社會不願使用制度化教育培養的制式人才，轉向要求人才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也就是所謂的21世紀技能，包括溝通、數字素養、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和創造能力等。
我們今天已經走進所謂的“全人時代”。世界一流大學均對文理貫通的“全人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十分重視。開創了研究型大學之風的洪堡提出，如果大學只是注重滿足國家的短期需要，就會陷入失敗。哈佛大學在其著名的通識教育紅皮書中建議，學生必須從16門通識課中選擇6門，這些課程覆蓋人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曾任耶魯大學校長20年的理查德•萊文則這樣說：“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時，居然擁有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牛津大學為實現其自由教育創設了世界著名的本科導師制。
由此可知，簡單地說我們要學習歐美、學習日韓，或者倡導“全人時代”、倡導“半人時代”，都是較為靜態的說法。是否提供義務教育、是否強調記憶性知識、是否強調創造性知識，並沒有對錯之分，而只有是否符合社會發展階段、是否符合社會需求之分。2010年以來，我國服務業人口占比已經超過農業和工業，標誌我國正式進入後工業社會，必然會越來越強調創造性人才的培養。對我國高等教育而言，走出“半人時代”、倡導文理貫通、注重創造的教育，已經成為新時代的必然選擇。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張海（東北師範大學傳媒科學學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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