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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南讀書會迎七一特別講座（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
從史學研究角度而言，回避某個特定時期的作品或許帶來的是一部有缺憾的文學史。
孫曉忠認為，“十七年”文學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段內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質。無論是革命歷史題材的《紅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還是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創業史》、《暴風驟雨》，無不於字里行間再現著那個時代中國特有的風貌，“20世紀以後我們還有沒有自己的民族史詩？這些作品我感覺它們都是在做這樣的探索”。
羅崗以從《荷馬史詩》看希臘文化、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來類比，認為紅色經典也就是在書寫20世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史詩不僅僅是對於宏大事變的歷史敘述，也包括對一個時代的民族的生存狀況的記錄，紅色經典實際上是在非常自覺的做這種記錄工作。”“十七年”文學的這種特征，使得紅色經典的價值應被重新得到評估。
對於紅色經典作品，怎樣理解、如何閱讀、怎樣接受，這其實就是在考慮它的藝術性的問題。紅色經典歷來被認為是政治性大於藝術性，孫曉忠認為不然。
“比如說《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這一集，大家都喜歡。從文本角度，它是非常藝術的，而不能完全從革命或者階級鬥爭的意義去框定它。”在孫曉忠看來，好的紅色經典文學，不會只停留在階級鬥爭式的口號上，而是懂得如何通過日常生活將革命肉身化，將之落地，《紅岩》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故事從江竹筠怎樣變成江姐娓娓講述，這是結合生活維度的藝術創造過程。“文學藝術在某種方面能凸顯更強大的力量，通過某個人物把某種精神寫出來，它可以將被之打動的人召喚進革命內部去，這是風格與修辭的力量。”孫曉忠說道。
紅色經典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時”
近年來，從大眾接受的角度而言，紅色經典又回來了，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讀這些作品。紅色經典並沒有落伍，而是以某種形式活在當下繼續發展。
在課堂上，張屏瑾始終在尋找以當下話語激發青年學生重讀紅色經典的落腳點。講到《青春之歌》，她覺得主人公林道靜的成長故事、學習目標、生活計劃、理想追求，甚至對於愛情的選擇，都與她的學生非常相似。在學習討論《青春之歌》時，青年人自己就帶有對這些問題的想法，甚至直接的個人體驗，這種共情性往往為當代人進入紅色經典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契機。
除此之外，羅崗認為，讀《青春之歌》的時候，一定會涉及“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這恰恰反映了對某些問題的探尋具有跨時代的連貫性。這具有一個探索的連貫性。而像80年代著名的“潘曉來信”，人生的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什麼才是有意義的人生，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仍然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留存。
要以什麼樣的方式面對經典，經典能在當代發揮出什麼樣的價值，在羅崗看來，要將紅色經典重新擺回歷史語境中去探究，“讀厚，了解歷史語境；讀薄，與今日對話。這樣的話經典的意義和價值就會被雙重呈現出來。”
“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剛誕生是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人物市井，語言低俗。從這個意義上經典是被人‘說’出來的，一輩一輩人的閱讀接力，一代一代的體悟傳頌。”孫曉忠認為，紅色經典也同樣如此，需要不斷地被人閱讀、不斷地解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