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類因素相互強化
筆者認為，在“三高兩低”彼此之間存在著非常複雜的相互強化機制。這裡不一一展開論述，而是舉例說明。
例如，高政府債務會導致低增長。相關文獻表明，當一個國家公共政府債務占GDP比率上升至90%以上，那麼該國的中位數增長率會下降超過一個百分點。
又如，高收入財產分配失衡會導致高政府債務。次貸危機之所以爆發，一個深層次原因在於美國政府試圖在不觸動高收入群體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低收入群體福利，從而採用了通過極低的利率水平去鼓勵中低收入群體借債買房的方式，此舉最終導致了次級抵押貸款的風行以及次貸危機的爆發。
再如，高收入財產分配失衡會壓低全球經濟增速。至少有兩個機制可以解釋這一點。其一，由於中低收入家庭是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群體，收入和財產分配失衡會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與消費增速，因此會導致低增長。其二，高收入財產分配失衡通常會導致民粹主義上升，民粹主義領袖將會粉墨登場，他們會實行單邊主義與孤立主義政策，掀起國際經貿摩擦，降低經濟全球化程度，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正是由於在“三低兩高”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強化機制，這就造成了如下尷尬的局面，也即“三低兩高”格局有些類似於一個陷阱，而一旦世界經濟跌入這一陷阱，就可能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在正常情況下很難擺脫。
六種方案走出陷阱
回顧歷史，似乎正是次貸危機的爆發才使得世界經濟掉入了“三低兩高”陷阱。但未來我們如何才能走出這一陷阱？筆者認為，存在以下六種解決方案：
第一，全球迎來一次真正的、深度的、大規模的技術革命。但是關鍵在於，從目前來看，技術革命爆發的時機、其深度和廣度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第二，世界各國加大國內收入和財產再分配的力度。毫無疑問，這一舉措將面臨很強的國內政治阻力。第三，主要大國之間加強溝通協調，重新推動新一輪全球化。但在中美博弈長期化持續化、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大背景下，這一願景至少短期內很難實現。第四，各國政府把握好擴張政策的力度，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保持平衡。第五，各國之間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降低國內刺激政策實施與退出的負面外溢效應。第六，假如上述情景都沒有發生，那麼全球經濟可能要靠一種被動、劇烈的調整機制來擺脫“三低兩高”陷阱，也即類似二戰這樣的“多輸”衝擊。這種衝擊也可能導致政府債務去杠杆、財富重新分配，但會導致一切清零、一切重啟的局面。
那麼，美國長期利率是否還會顯著上行呢？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1.9%左右，在疫情爆發後，利率一度降低到0.5%的歷史性低點。該利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回升，目前在1.7%左右。
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將會何去何從呢？筆者認為，一方面，對未來美國長期利率走勢的預測，完全取決於我們對疫情性質的判斷。換言之，新冠疫情究竟是能夠推動世界經濟走出長期性停滯的催化劑呢，還僅僅是一個小擾動。如果我們認為疫情只是小擾動的話，那麼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的空間就比較有限。另一方面，前段時間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在講話中提到，美國政府的債務存量有多少並不可怕，關鍵在於付息額規模是否上升。只要付息額被壓制在一定水平之下，那麼美國政府債務就具有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至少在2021年內，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上升空間比較有限，有可能上升到2%以上，但是突破2.5%的可能性較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