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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政策要善於對供給衝擊做出積極反應，有效減弱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遭受的衝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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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7月17日電／此次央行全面降准，釋放出更多的流動性，是適應實體經濟需求的貨幣政策微調，是應對外部供給衝擊的“先手棋”。未來中國還需要在“以穩為主”貨幣政策取向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更加注重貨幣政策的微調、預調，更好發揮結構性、直達性貨幣政策工具效力，更加突出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以綜合施策的方式提升中國經濟抵抗外部供給衝擊的能力。
中國網發表中國(深圳)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餘凌曲文章介紹， “供給衝擊”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特指引起生產能力和生產成本發生顯著變化的事件。20世紀70年代在發達國家發生的“石油危機”就是一次典型的外部供給衝擊。相關資料顯示，受原油價格暴漲影響，美國GDP增速從1973年的5.65%大幅下滑到1974年的-0.54%和1975年的-0.21%，而通脹率則從6.18%猛升至11.05%和9.14%。更為嚴重的是，石油危機終結了二戰以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所有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滯漲期”。
滯漲經濟帶來的一個“副產品”是傳統意義的貨幣政策變得無效了。一般認為，貨幣政策實現其經濟調節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影響總需求後間接實現的。在經濟滯漲時期，無論執行何種貨幣政策，都會受到各方面的攻擊：一部分人主張執行更加嚴厲的緊縮政策，認為中央銀行執行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盲目刺激了總需求，進而助推了通貨膨脹；另一部分人則要求執行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為需求增長和經濟復甦創造適配的貨幣條件。
文章分析，中國當前經濟運行形勢與標準定義的“滯漲經濟”相離甚遠，仍然保持著經濟正增長和較為穩定的物價水平。但是在外部負面供給衝擊下，中國經濟呈現出一些“滯漲經濟”特征：
一是經濟還沒有從疫情影響中恢復，主要經濟指標明顯低於正常水平。剔除疫情帶來的異常波動，與2019年同期相比，1-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速為4.3%，遠低於正常年份8—10%的增速水平；1-5月固定資產投資兩年平均增速為4.2%，也遠低於正常年份增速。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經濟需求僅有出口實現快速增長，這與中國疫情控制良好、最早實現復工復產有關，但出口高增速並不穩固，也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逐步恢復生產的過程中快速回落。
二是PPI高位運行，且有長期化和進一步向CPI傳導的趨勢。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影響，中國PPI上漲幅度較快, 6月份的PPI同比漲幅較5月份回落了0.2個百分點到8.8%，但是仍在高位運行。由於大宗商品定價權主要在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期貨交易市場，容易受金融資本影響和控制，往往波動比較大，短期的價格上下波動較少傳導到CPI和實體經濟。這次國際大宗商品漲價背後由兩大因素主導，且有長期化和進一步向CPI傳導的趨勢。一是美聯儲等發達國家央行執行激進財政政策和量化寬鬆政策，持續“放水”，收回寬鬆貨幣政策乃至加息政策可能還遙遙無期；二是全球經濟“K型復甦”，很多發展中國家作為大宗商品生產國受到第二波新冠疫情衝擊，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下苦於與疫情“搏鬥”，全面開工復產和完全釋放產能同樣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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