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致命女人2》劇照（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
中評社北京8月23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致命女人2》完結已近一月，我仍然難忘Rita一身紫色緞面裹身裙，高腰以下卷起垂墜的波紋，兩枚葡萄狀的珍珠胸針簡簡單單地掐出方領；或是那條讓Alma搖搖曳曳的金色禮服，桃心領被開到最大，釘珠與亮片從胸口處蔓延，雲鬢只輕輕淺淺地插朵白蘭；連Dee日常穿著的襯衫裙也值得回味，傘形加收腰，姜黃底植物印花，還要祖母綠長手套和軟頂小圓帽做全搭。
相反，山窮水盡的復仇故事本身鮮少讓我對人物們的心路歷程真正好奇。面對輕視，Alma但凡將持籌握算的心事分出一鱗半爪，通過支使她那百依百順的丈夫，經營寵物醫院的家族事業，哪怕任由積年憤懣化作日進鬥金的萬丈豪情，也能防止階層下墜，保持內心秩序，降低自己時時想讓別人去死的渴望。總之依我看，劇中女主被編織的大部分痛苦，都能靠多掙些錢來紓解。
無論是逞氣鬥狠還是大殺四方，《致命女人2》對展現女性憤怒的破壞力很投入。正是這種投入，同時帶來俏皮話的堆砌，反轉情節的重巒叠嶂，故事永遠在前，人物永遠在後。作惡比不作惡時更心安理得，算計比不算計時更有錢有閑，Alma從未因心緒紛紛烤糊過一個蛋糕，或是忙著美麗反讓家裡蒙塵。像是雲山霧罩地做了許多假動作，依然不能直擊進球，黑色幽默過後，最終不痛不癢。
即使最該正視女性凶殺案的犯罪學領域內，她們窮途末路的選擇也未必得到基本的了解。Vickie Jensen任教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是犯罪學和司法研究專業的教授，她在檢視FBI提供的殺人案年度數據（UCR）時驚訝地發現，2009年以前的犯罪學體系並非眾人想象般性別中立。
女性作案率低，容易淹沒在泛性別凶殺研究的樣本容量裡。兩性差異反之被消弭，導致通行的犯罪學理論既不能究竟女性凶手為何更少，又沒法洞悉女性為何殺人。而諸如經濟地位類的傳統參數，雖然可以左右命案中性別研究的結論，倘若缺失對被害人－凶手雙方交往模式的揣摩，也會弱化凶殺行為和性別平等間的關聯。
其實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犯罪行為背後的性別特征已持續受到關注，討論大致不出以下維度：繼續輕描淡寫保證現有理論的普適性，或簡單粗暴地歸因於生理差異。身為Jensen的同行，Venessa Garcia對此毫不客氣地批評道：“說好聽點，女性被忽略或否定了；說難聽點，這些反思，只是‘加上女性，再和稀泥’。”
看來，任何人類普遍經驗的不斷發現多是不斷取舍，滴水石穿處有，原地踏步處也有。保持對常識的叩問是必要的，理所當然中往往隱藏著真正的偏見。據Jensen所言，傳統犯罪學視野內，女性施暴以前遭受過的惡意被長久擱置，儘管死者多為其現任或前任。有意思的是，同居率的提高能有效抑制家庭成員，乃至男性整體凶殺案的上升。家庭在社會學意義上被視作學習統治與服從的場所，包含了全部對抗性的萌芽，我們可以觀察到女性如何被不知不覺地邊緣化，性別枷鎖又是如何禁錮了男女彼此的能量。
女性得到解放的同時，男性也隨之被解放，所謂“男子漢氣概”讓所有人都疲憊。引入性別分層以審視凶殺案的複雜真相，Jensen的先鋒性不止於此。她為女性發聲，並不偏聽偏信，對兩性犯罪模式皆有詳盡地考察，從而為理解平權提供了範本：性別平等的目標不是相互說服，而是相互認識，不妄下斷論，也不為誰代言，保證基本的禮貌友好，哪怕你們從未走進過對方的房間。這無關男人還是女人，關乎人如何定義“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