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時，美軍進入阿富汗增加了中俄的軍事壓力，特別是美軍在被俄羅斯視為後院的中亞建立軍事基地，令俄羅斯頗有意見。但當時中、俄出於國際反恐合作的大局考慮，對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給予配合。祇不過，美國的阿富汗政策後來逐漸走偏，逐漸從反恐戰爭轉向“國家重建”，甚至逐漸從大國競爭的角度審視阿富汗問題。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就將大國戰略競爭特別是對中、俄的戰略競爭作為本國首要任務。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很強的“特朗普影子”，對中俄搞“雙遏制”政策，而其阿富汗政策也是服從服務於大國競爭。近期，美國戰略界和輿論界盛行的一種觀點，就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以退為進”，是為了“集中資源推進印太戰略”。美國總統拜登8月31日發表的“阿富汗戰爭的終結”演講中辯稱，“必須明白的關鍵一點是：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我們與中國有著激烈的競爭，我們還要處理俄羅斯在多條戰綫上的挑戰”，“在這場競爭中，中國或俄羅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消耗另一個十年”。⑤8月30日，美國與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土耳其、卡塔爾、歐盟、北約等舉行部長視頻會議，商討未來一段時間對阿富汗問題的共同策略；同日，美國在未充分采納中俄意見的情況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表決通過阿富汗問題決議草案。這些都表明美國已然在國際舞台上對中俄打“阿富汗牌”。
（三）地區國家關係更加詭譎，“代理人戰爭”暗流湧動。
如前所述，除中國之外的其他阿富汗鄰國，由於與阿富汗境內跨境民族、同宗教派的千絲萬縷聯繫，總是不同程度捲入阿富汗內部事務，使得阿富汗問題總是受到地緣環境的強烈影響。比如，印度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長期“鬥法”，印度將阿富汗作為對巴戰略牽制，而巴基斯坦則將阿富汗視為戰略縱深，這決定了兩國對阿塔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也是決定兩國對阿富汗政策的底層邏輯。所以，在阿塔首次執政時，印度一直支持北方聯盟對抗阿塔；而巴基斯坦則是阿塔的最大外部支持者，也是當時承認阿塔政權的三個國家之一。在2001年阿塔被推翻後，印度在阿富汗的利益和力量存在大幅提升，巴阿關係卻總是齟齬不斷。再比如，伊朗同情和支持阿富汗境內的什葉派，阿塔上世紀90年代首次執政時對國內哈扎拉人（什葉派）采取極端的歧視政策，也使得伊朗與阿塔交惡。俄羅斯最初支持北方聯盟對抗阿塔，以防止恐怖主義從阿富汗外溢至中亞地區，但2015年後，俄羅斯逐漸認同并支持阿塔將美軍趕出阿富汗的目標，并認可阿塔在打擊“伊斯蘭國”方面的特殊作用，故而開始與阿塔接觸，而這也成為俄印關係的一個矛盾點。
隨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以及阿塔重新掌權，地區戰略力量對比和地緣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各方開始新一輪的博弈和塑造。一方面，地區國家在阿富汗問題上存在諸多共識，比如：要求美國對阿富汗和平穩定承擔更多責任；避免阿富汗局勢完全失控、釀成人道主義危機；加強地區反恐合作，防止阿富汗再度成為恐怖主義策源地。另一方面，各國對阿富汗問題的介入程度和利益考慮不盡相同，對阿塔新政權的態度并不一致。中國一貫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奉行面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希望阿富汗局勢儘快落穩，避免再次淪為恐怖主義發源地和恐怖分子集散地。俄羅斯高度戒備阿富汗亂局對中亞地區的外溢衝擊影響，同時游走於阿富汗各派之間，試圖塑造阿富汗局勢的未來走向。中亞國家擔憂阿富汗亂局可能帶來的難民、毒品、恐怖主義等問題，希望藉助中俄抵禦住“阿富汗衝擊波”，同時關注著與同源的跨境民族在阿富汗的地位問題。伊朗、土耳其、沙特、卡塔爾、阿聯酋也由於地緣或者宗教紐帶的因素，希望在新一輪洗牌中獲得最大收益。當然，受阿富汗局勢變動衝擊最大的，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從目前印巴兩國戰略界的輿論來看，印巴仍將阿富汗作為彼此地緣政治競爭的舞台，兩國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也將持續。須指出的是，對於巴基斯坦而言，雖然阿塔上台似乎是戰略利好，但巴基斯坦面臨著如何對阿塔施加影響、防止阿塔失控的難題，也面臨著打擊與阿塔藕斷絲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艱巨任務。
綜上，阿富汗局勢牽一髮而動全身。面對著美國撤軍留下的所謂“力量真空”，地區國家都在躍躍欲試、多方吸籌，希望在新一輪博弈中占據主動，而這將與阿富汗國內局勢互動共振。
（四）全球和地區反恐形勢進入新階段，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阿富汗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活躍場所，是國際反恐戰爭的重要戰場。其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於：阿富汗過去幾十年的動蕩與混亂，為國際恐怖勢力提供了滋生壯大的土壤；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被認為是對穆斯林世界的侵略，為伊斯蘭極端勢力提供了“聖戰”目標；“伊斯蘭國”在西亞北非潰敗後，殘餘勢力逃竄至阿富汗，并在“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旗號下從事暴恐活動。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報告，阿塔一直拒絕承認外國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存在，但實際上有大約8千-1萬名外國戰鬥人員在阿富汗活動，且大部分都受到塔利班容忍乃至保護；阿塔內部文件也顯示其通過名錄登記等方式加強對外國戰鬥人員的管控。⑥
阿富汗局勢的最新變化給全球和地區反恐形勢帶來新的變化。一方面，美國以大國競爭超越反恐鬥爭，弱化了國際社會反恐合作。“9·11”事件之後，美國扛起了全球反恐合作的大旗，中美在阿富汗反恐問題上也有過合作。但現在，美國對推動全球反恐合作的意願有所下降，甚至日益將反恐作為服從服務大國競爭的政策工具，這勢必極大干擾國際社會反恐合作。比如，在阿富汗有活動的“東伊運”是聯合國列名的國際恐怖組織，美國於2004年將該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2020年10月，美國出於對華戰略競爭的考慮，以“沒有可信證據證明該組織繼續存在”為藉口，撤銷對“東伊運”恐怖組織的認定，其立場倒退不利於中美全球反恐合作。日前的喀布爾機場恐襲再次表明，美國并未實現其在阿富汗的反恐目標，其在反恐問題上的“始亂終棄”和“雙重標準”，嚴重影響國際反恐合作。
另一方面，阿富汗亂局可能為國際恐怖勢力提供渾水摸魚的契機。阿富汗要最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還有很長距離，短期內面臨政治動蕩、經濟蕭條、安全堪憂等諸多國家治理難題，為國際暴恐勢力渾水摸魚、伺機滲入提供可乘之機。阿富汗與鄰國邊境管理的薄弱、與中東地區人員往來的密切、阿塔自身與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密切關係、普什圖民族友好待客的傳統等，都為一些國際暴恐勢力提供了滲入阿富汗的機會。此外，阿塔的勝利還可能刺激全球“聖戰”。在許多“聖戰者”看來，阿塔打敗了全球最強的軍事力量美國，打敗了被美國武裝起來的“傀儡”政府，表明在一定領土範圍內贏得“聖戰”勝利是可行的。近期，也門、索馬里、叙利亞、巴基斯坦等國的“聖戰”武裝紛紛向阿塔發去賀電，表示將效仿阿塔的成功做法。英國《經濟學家》認為，阿富汗政權變天帶來的最大挑戰，不是恐怖分子以阿富汗為基地發動恐怖襲擊，而是阿塔勝利對恐怖分子在心理上的激勵作用，對全球“聖戰”的刺激作用。⑦換句話說，阿塔勝利或打開“割據聖戰”的潘多拉盒子。
三、中國的謹慎與作為
面對阿富汗變局，國內外戰略界也掀起了對“中國角色”的探討。外界普遍從中美博弈的角度來審視，認為中國或將填補美國留下的力量真空，但也對中國可能陷入阿富汗泥潭提出了警醒。⑧國內戰略界的聲音也比較多元，主張“徹底而堅定地建設性介入”的有之，主張“避免陷入阿富汗陷阱”的亦有之。各種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面對阿富汗複雜詭譎的走勢，中國既不能謀求對阿富汗局勢的過度介入，也不能對阿富汗變局無動於衷。戰略盲動容易導致力量透支，甚或使中國陷入阿富汗泥潭；戰略麻木則意味著失去主動塑造周邊安全環境、發揮負責任大國角色的機會。中國的對阿政策似可圍繞“防風險、謀發展、強治理”三條主綫。
所謂防風險，就是要防範化解阿富汗變局對中國國家利益構成的各種風險挑戰。一是“東伊運”代表的恐怖主義問題。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相關報告，“東伊運”在阿富汗大約有數百人，主要集中在巴達赫尚及其附近地區，且已建立從叙利亞到阿富汗的人員轉移通道。中國需通過雙邊或者多邊（如上合組織）的渠道，與阿富汗鄰國加強反恐合作，築牢防範恐怖主義外溢的籬笆牆；同時敦促阿塔切實履行“絕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的承諾，加大對“東伊運”的打擊力度。此外，還要防範化解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暴恐勢力針對中國在巴、阿的利益進行恐襲的風險。二是美國的“非建設性介入”風險。美國結束在阿富汗的“硬存在”，但并不缺乏介入阿富汗的“軟手段”，且有更多空間對中國打“阿富汗牌”。比如，通過對阿塔的經濟制裁、外交孤立，對阿富汗進行“非建設性介入”，使阿富汗局勢長期動蕩，從而對包括中俄在內的地區國家製造“動蕩黑洞”“恐情亂源”；對恐怖主義搞雙重標準，將“東伊運”等恐怖勢力作為反華抓手，試圖“藉恐謀霸”“以恐制華”；對阿富汗局勢“亂甩包袱”，非但不承擔維穩促和的必要責任，甚至還通過單邊制裁等給阿塔新政權出難題，卻要求中國為其背鍋，以阿富汗亂局拖累中國崛起進程。
所謂謀發展，就是要推動阿富汗局勢儘快落穩，助力阿富汗的和平重建。一是要呼籲阿富汗主要政治力量不計前嫌，在新的權力框架下齊心協力，積極克服政治碎片化對國家和平重建的破壞性作用。在這方面，中國可與阿富汗新政府加強治國理政交流，強調穩定對國家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二是要為阿富汗提供必要的人道主義援助，包括糧食、藥品等，避免阿富汗經濟崩潰可能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中國還需要敦促美國放棄對阿富汗的單邊制裁措施，解除阿富汗的外匯儲備禁令，并繼續向阿富汗提供經濟、社會民生等領域的援助。正如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的，“（有些國家）不能一邊聲稱關心阿富汗人民福祉，一邊卻實施單邊制裁；不能一邊聲稱支持阿富汗加快經濟社會發展，一邊卻扣押凍結阿富汗海外資產”。三是要與地區國家一道，凝聚各方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共識，對阿富汗變局對地區穩定可能的衝擊防患未然。四是要汲取歷史上其他大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慘痛教訓，同時立足本國的發展優勢，以經濟手段參與阿富汗和平重建。在此方面，務必加強對阿富汗國情、社情的充分調研，不強推與當地民情社情相背離的發展項目；務必做好對阿富汗安全局勢的充分調研，短期以貿易為主，避免對阿投資動作太猛，反而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目標。
所謂強治理，就是要以“阿富汗治理”為紐帶，引領有關阿富汗議題的國際和區域合作。一是要繼續利用好上海合作組織、阿富汗問題中美俄巴四方會議、中巴阿外長會等機制，就阿富汗變局誘發的各種具體問題進行交流磋商，既要調動地區國家的合作意願，更要讓美國承擔必要責任。此外，期望通過構築阿富汗治理合作渠道，將相關利益攸關方納入平台，抑制“代理人戰爭”。二是以阿富汗治理撬動全球治理，呼籲歐盟或地區國家召開阿富汗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中方可向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家提供帳篷、藥品等必要的物資援助，幫助各國做好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難民安置工作。三是與阿富汗新政權加強治國理政交流，引導塑造其采取更加溫和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加強教育、懲治腐敗，構建良好營商環境，以便讓外國投資者“願意來、留得下”。
注釋：
①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end=2020&locations=AF&start=2002.
②[美] 塔米姆·安薩利著，鍾鷹翔 譯，朱永彪 審校，《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頁。
③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What We Need to Learn Lessons from Twenty Years of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August 2021, p.6.
④Benjamin Parkin, NajmehBozorgmehr, "Afghanistan Confronts Economic Meltdown After Taliban Takeover",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1, 2021.
⑤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ugust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3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⑥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wel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557 (2020)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June 1, 2021, https://www.undocs.org/pdf?symbol=en/S/2021/486
⑦"After Afghanistan, Where next for global Jihad?", Economist, August 28, 2021.
⑧Chris Buckley, Steven Lee Myers, "To China, Afghan Fall Proves U.S. Hubris, It Also Brings New Dang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21; Alastair Gale, Joyu Wang, Laurence Norman, "U.S. Tightens Focus on China After Afghanistan Withdraw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9, 202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0月號，總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