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中國修正《國防法》第22條增加規定現役部隊、預備役部隊與民兵可以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也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賦予上述部隊可參與中國在海外的灰色地帶衝突，包括網路與資訊行動、經濟脅迫以及與海域相關的灰色地帶衝突形式，或是多種混合威脅工具的綜合應用。
在國際社會，中國力圖限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並爭奪台灣僅剩的15個邦交國。同時不斷派遣軍機與軍艦繞行台灣，或進逼台灣西南空域的防空識別區，同時擴大目前的壓力策略，以期削弱台灣的抵抗意志。而且中國軍機或船艦威脅台灣海域，也結合兩棲登陸軍事演習、《海警法》與《海上交通安全法》、製造假訊息、網絡攻擊和外交孤立等各種“混合戰爭”的威脅。
此外，中國在2021年2月指出台灣的鳳梨多次驗出蟲害，而終止從台灣進口鳳梨至大陸，更讓台灣民眾感覺到來自中國的經濟壓力。在這種“混合戰爭”的威脅當中，並沒有發生真正的戰事，北京試圖透過外交戰、經濟戰、疲憊戰與消耗戰等“混合戰爭”之威脅，以影響台灣的政情穩定，並規勸民進黨當局接受“九二共識”。
而軍機繞台的作用，讓解放軍對台灣的空軍造成相當的壓力。根據美國五角大廈於2020年9月發布的關於中國軍力的年度報告，解放軍擁有2,000多架戰鬥機、轟炸機和其他類型戰機，而台灣僅有400架戰鬥機。倘若這種壓力持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空軍的燃料成本、飛行員疲勞和飛機耗損將威脅到台灣空軍的戰備狀態，並對於台灣民眾與決策者形成相當的心理壓力。
就解放軍的軍事戰略理論而言，這些均屬“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正式以法律戰的形式對台灣表示，除現役部隊與預備役部隊將直接從事對台作戰外，民兵部隊等低能見度但可實際從事作戰的部隊，可能執行混合性威脅的手段來限制對手，而不將衝突導向實際的戰爭。
中國也可能使用“海上民兵”或動員漁船，騷擾對方的軍艦或民間的海上力量，或製造小規模的衝突，或武裝警察以“海上維權執法”的方式擴大在有爭議海域或島嶼之執法，降低意外風險。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此表示，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威脅台灣的戰鬥”，所以，“美國對台北的國防支持不僅僅是軍售”，“我們通過訓練支持台灣，並鼓勵不對稱的戰爭方式”。〔11〕自從美國於1979年將其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以來，美國一直被“台灣關係法”的法律要求向台灣提供自衛能力，雖然華府堅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拒絕向台灣提供明確的安全保證，但美台聯手對抗來自中國大陸的“混合戰爭”威脅，反擊的手段也日漸增多，最新的操作就是意圖將台灣駐美代表處正名為“台灣代表處”，這顯然也是要對大陸施加政治壓力。
四、美國結合台增加中國東部沿海的軍事壓力
美國也擴大對於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軍事壓力。這些包括從2017年QUAD的組成，美國訂定“重新獲得優勢”的印太戰略，以及研製一系列新的武器，包括網路武器、無人飛行載具與無人海底潛航器、在東海與南海地區的軍艦與海岸巡防隊船艦的巡弋，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些軍事力量的展現伴隨著針對中國的敵對言語，以及將新冠病毒的流行描述為“中國病毒”。
無標記與無人載具為實施“混合戰爭”的理想選擇，也可被當作低能見度作戰部隊或載具。美國在南海、東海或台灣海峽也使用無人系統（unmanned systems），特別是小型的且遠端操控的飛行器，也是進攻性（offensive）“混合戰爭”的理想選擇。無人系統類似俄羅斯的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即在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突然出現身穿無標記制服的蒙面士兵，或類似中國的漁民或海上民兵。
美國於2018年6月已在關島部署無人長程偵察機RQ-4全球鷹（Global Hawk），並在2021年5月將兩架隸屬於美國海軍MQ-4C Triton海神無人偵察機，從關島轉移到日本北部的三澤飛行場（Misawa）基地，並在2020年11月同意出售台灣4架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12〕這些舉措旨在強化從日本經台灣到南海的情報監視與海上偵蒐能力，這顯見美國正結合日本與台灣強化海上偵蒐外，無人機之運用將成為美軍嚇阻戰略重要部分，未來將縮減戰機數量，減少陸戰隊在地面戰中的角色，而改由飛彈和無人機組成的“陸戰隊濱海作戰團”（Marine Littoral Regiments），透過威懾敵軍船艦和軍機等方式，阻止其控制爭議地區。
與此同時，美軍已在南海投放Mk18 Mod1無人潛航器。該種航器能夠執行水下偵察、勘探以及水雷偵測識別和定位，〔13〕已讓南海為潛艦戰與水下資訊戰的戰場。此外，美國海軍通過經常性的“航行自由活動”等方式展示軍事存在，除展現美軍的軍事能力外，也在遏制中國在東海與南海日增的影響力。
海軍行動並可再分為幾類，包括海上控制、海上封鎖、岸上力量投射、攻擊或防禦海上交通線（SLOC）、海軍外交與海軍演習。在演習方面，美國近來參與主導在東海與南海的多項聯合軍事演習。今年8月2日到8月27日美國陸海空軍及陸戰隊聯合英國皇家軍隊、澳洲國防軍和日本自衛隊等夥伴舉行名為“2021年全球大規模演習”（Large Scale Global Exercise 21, LSGE21）。同一時間，美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也宣布另有一場2021年大規模演習（LSE 2021），跨越17個時區，號稱40年來最大規模的聯合演習。
美國預防與中國這類大國的“混合戰爭”，主要在於兩個主要關切點。一是，在必要時進行戰爭的政治意願，例如，維持前沿部隊的駐紮。二是，確保作戰能力與提高戰備狀態，例如，藉由訓練與演習以及與盟國交換情資，來規避實際戰爭之發生。
正如美國“海權論”先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於一個世紀前指出，海上戰略首要目標為確保進入東亞等重要貿易地區的商業、外交和軍事通道。其中軍事准入旨在確保保證商業與貿易所帶來的利益，而商業所產生之利益又能支援海軍。美國極其關切中國對於海洋的主張，將阻礙商船與軍艦的行動自由，進而影響美國的利益與繁榮。
五、美國對台提供戰略保證
美國的戰略理念始終相信，“如果你想控制什麼，你必須在那裡控制它。如果你的對手一直在那裡，以武力強加其意志，那麼斷斷續續地出現和離開是不行的”。〔14〕美國也利用“混合戰爭”的威脅模式與“切香腸”的戰略，試圖測試北京的戰略重點和底線，並且與和美國面臨同樣風險的台灣分享訊息，對於台北提供戰略保證並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間接勸服台灣的民眾，美國仍支持台灣的主權獨立，台灣也藉由與美國共享民主理念與運用民主價值抗衡來自中國的“混合戰爭”。
首先，美國更為關切台灣的地位與價值。2021年4月8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宣佈新法案《2021年戰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該份法案的關鍵要素包含：加強美國外交戰略以應對北京提出挑戰，並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聯盟；制定人權與公民社會措施；採取措施關切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權、政府補貼和利用香港規避美國出口管制的行為，並監控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的行為，打擊中國的“掠奪性國際經濟行為”（predato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敦促與盟國加強協調以對抗解放軍日益強大的力量，並要求報告中國的軍事進展。
該法案關於台灣的主要部分：“加強美台夥伴關係”和“對待台灣政府”。法案還在其他地方提及台灣，例如在“第4節政策聲明”中，呼籲與盟國和合作夥伴進行演習，以“保持開放的海上和空中通道，特別是在台灣海峽、東海和南海”。在美國對印太盟國承諾的部分，呼籲加強與“台灣等地區”夥伴的經濟和安全合作。〔15〕
該法案還呼籲東南亞國協（ASEAN）與台灣等非成員國加強“融合與團結”。法案的其他部分重申美國向來的對台政策，包括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強化台灣的不對稱戰力、呼籲台灣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軍備能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等，其中不對稱戰力包括反艦、海岸防禦、反裝甲、防空和水下的戰爭。〔16〕
其次，美國對台灣提供戰略保證，藉此強調美國作為台灣盟友的可靠性。就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快速攻克阿富汗全境以及美國倉促撤離喀布爾之際，台灣內部即開始出現“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等“美國棄台論”或美國不可靠的說法。
美國認為強化台灣面對來自內部所出現“美國棄台論”的做法，主要是對台灣提供戰略保證。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針對阿富汗的問題表示，“我們對台灣和以色列的承諾仍然像以往一樣堅定”，並且“我們支持世界各地的夥伴，他們受到俄羅斯和中國所投射的這種宣傳的影響。而我們將繼續用行動來兌現這些話”。〔17〕
為貫徹支持台灣的承諾，拜登政府於8月4日宣布包括M109A6帕拉丁型（Paladin）自走炮等軍售，美國則表示將有助於台灣提升武裝力量並保持足夠的防禦力量，進一步加強台灣與美國和其他盟友之間的互通性。〔18〕並且因為台灣從5月爆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也提供250萬劑美國所生產的莫德納疫苗給予台灣，讓台灣擺脫內部因疫苗缺乏所產生的政治紛擾，也更凸顯台灣在全球供應鏈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價值。
美國與台灣針對中國的混和戰，一直被認為維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或許是較佳的策略。雖然近來對台灣應改採“戰略清晰”的呼聲不斷，但是並未徹底改變美國對台戰略。
另外，從中國對於菲律賓的牛軛礁（Whitsun Reef）與日本釣魚台列嶼的做法來看，美國的“戰略清晰”政策更讓中國可以進行挑釁的行為，因為美日安保協定與美菲的《軍隊互訪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VFA），讓北京可以判斷能夠做什麼以及不能做什麼，並能透過不斷的測試來界定美國行動的依據與範圍。目前，戰略模糊性很重要，不僅因為中國不知道美國在使用武力的情況下會做什麼，還因為北京不知道美國反應的界線何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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