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目的不同，研究當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潤與工資作比較。前面說過，利潤會轉化為投資，投資形成的資產雖為企業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於企業主個人消費。恰恰相反，企業資產越多，創造稅收與就業越多，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主資產也是社會資產，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
請思考一個問題，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除了誇大收入差距還有何實際意義？應該說，中國經濟發展能創造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在中國目前經濟體系中，民營經濟為國家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不應誇大收入差距去誤導人們對民營企業家的不滿。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作過一項研究，他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不僅來自收入，同時也來自比較的參照。上世紀70年代，美國居民收入和二戰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據他的調查結果顯示，由於戰後收入差距擴大，美國民眾的幸福感卻反而不如戰前。此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一方面要調節收入差距，但也不能誇大收入差距，否則就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後果。
如何調節收入差距
文章認為，我們不能誇大收入差距，當然也不能無視當前存在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政府必須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何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當然是能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收入調節機制。
追求公平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討論：把一群人送到一個孤島，讓他們一切從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然後讓他們自己選擇分配制度，他們會選擇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羅爾斯推測，多數人會選擇均等分配。他作這樣的推測顯然不是主觀臆斷，我們知道，原始社會的收入分配就是均等分配。
對人類為何傾向於均等分配，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指出：即便社會財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可增進社會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窮人手裡一元錢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裡的效用大。給富人增加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減少一元錢也無傷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增加一塊錢是雪中送炭,減少一塊錢則可能危及生存。於是他得出結論：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可提升社會總體福利。
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觀點廣受好評，並一度影響過西方國家的分配政策。可後來由於英國等歐洲國家先後患上了“福利國家病”，庇古便遭到了眾多的質疑。有學者批評說，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絕不能顧此失彼，若只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經濟發展就會停滯，最後富人都會變成窮人。
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提出過“帕累托最優狀態”。其含義是，在既定分配狀態下，若不減少一個人的福利便無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最優狀態。反之，若不減少任何人的福利卻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則屬“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指出，只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才能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
然而困難在於，現實中收入調整不能僅局限於“帕累托改進”，為了照顧公平，政府有時不得不“抽肥補瘦”。問題是在何條件下才可“抽肥補瘦”呢？為此美國學者卡爾多提出了“假想補償原則”：即補貼窮人要以窮人收入增加能彌補富人收入減少為前提。比如讓富人拿100元補貼給窮人，若窮人能夠增加100元，這樣的調整可取；若窮人只增加了90元，對社會來說則是得不償失。
問題是怎樣讓補貼有效率？弗裡德曼主張採用負所得稅方案，即：負所得稅（補貼）=社會貧困保障線-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舉例解釋：假定貧困保障線為1000元，負所得稅率為50%，若某人實際收入為1000元，按上面公式計算可得補貼50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補貼）為1500元；若實際收入為500元，可得補貼75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為1250元。可見，用這種辦法補貼可鼓勵人們勤奮勞動創造收入。
三點簡短的結論
文章提出，綜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結論一：市場經濟的分配與交換是同一過程，按要素貢獻分配就是給不同生產要素的使用權定價。按照供求決定價格原理，只要生產要素稀缺度存在差異，收入分配就會出現差距，當前中國存在收入差距的原因即在於此。
結論二： 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而且企業利潤並不是企業家的個人收入，因此我們不能用企業利潤與工資之比反映收入差距。換句話說，測算基尼系數應以人們“消費支出”為基礎，否則會誇大收入差距，誤導視聽。
結論三：政府調節收入差距要兼顧公平與效率。當前應重點推進“帕累托改進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具體包括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技術含量；同時要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鼓勵人們自願捐助慈善公益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