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市場空間迅速拓展，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快速增長。隨著世界人口規模最大的中國深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大規模的低成本勞動力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大幅壓低了全球製造業生產成本，加快推動製造業向中國的集聚，中國加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全球也大體形成以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特別是中國為生產基地和製造中心、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地的“大三角國際循環”模式。
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發揮了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增大了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內外經濟失衡的問題逐步顯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外部需求大幅收縮，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模式遇到挑戰。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提出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條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內需與外需不平衡、投資與消費不協調、工業比重過高且附加值低、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強化等矛盾進一步顯現。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從全球範圍看，“大三角國際循環”也暴露出問題，美西方過度消費、過度負債，製造業空心化，中等收入群體萎縮，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滋生，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思潮抬頭。上述變化表明，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循環模式必須進行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是中國發展格局演進的重要轉折點，中國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從需求結構看，外需與內需此消彼長，推動中國經濟向內需主導轉變，對外貿易依存度逐年下降，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大約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從供給結構看，中國生產要素結構發生重大變化，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減弱，資本、技術要素的相對位勢上升。供需兩方面的變化，客觀上為中國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創造了條件。
綜上所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揮中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通常都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動經濟發展已不可能，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既是客觀必然，也是內在要求。
統籌兩個大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邏輯
文章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
一方面，這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動調整。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是“變”，準確識變，才能科學應變並主動求變。大變局之“變”主要有三條基本脈絡，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收縮、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大國博弈加劇。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這個變局，使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嚴峻。
首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成為影響大變局的關鍵變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網絡互聯的移動化、泛在化，信息處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計算技術的高能化、量子化，促使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全面數字化。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智能技術，正在成為大國競爭的制高點，並將重塑全球競爭格局，改變原有國際分工的“中心—外圍”結構。在以往歷次科技革命中，中國都處在接受技術擴散和輻射的外圍地帶，新科技革命為中國打開了進入國際前沿地帶的機會窗口。美國為保持科技競爭優勢、控制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不惜成本和代價對中國進行科技圍堵和打壓，這將倒逼我們下決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其次，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是影響大變局的重要變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持續近30年的擴張後開始收縮。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主要經濟體重新審視供應鏈安全問題，在效率和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調整，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趨於強化。以東亞地區為例，2020年東盟超過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東盟對中國貿易額上升主要源於中間品貿易增長，跨國公司推行“中國+1”戰略，在東盟設立生產工廠，促進東盟國家對中國的中間品出口。與此同時，中國部分終端製造環節向東盟國家轉移，也帶動了中國中間品向東盟的出口。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簽署生效後，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將進一步上升。
再次，美國對中國戰略遏制日趨強化成為大變局的巨大因素。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躍升，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單方面挑起經貿摩擦，實行科技脫鈎、金融施壓。疫情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變本加厲，中美關係走向仍面臨不確定性。
最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變局加速演變。疫情後，老問題依然存在，新挑戰顯著增多。疫情衝擊的不對稱和再分配效應凸顯，疫情後的“K型復甦”，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強化本已上升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全球經濟復甦不穩定不平衡，經濟復甦可能更加漫長曲折。主要經濟體為應對疫情衝擊，推出空前規模的財政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突破歷史高位，潛在風險不容小覷。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複雜變化的主動調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空前上升。中國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更多放在國內，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生產能力等優勢，更大力度挖掘國內市場潛力，進一步暢通經濟循環，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提升自主性和可持續性，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任憑國際風雲變幻，始終保持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基本盤。
另一方面，這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戰略選擇。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作出中國經濟處於“三期叠加”時期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推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部署，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循環，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同時，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不強，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國內需求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機制障礙。
“十四五”時期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競爭力，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能。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努力形成需求引領供給創新、供給創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第一，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在國際循環中贏得主動的關鍵變量。過去在技術追趕階段，中國技術進步的主要路徑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技術源頭在海外，創新以終端產品的集成創新為主，基礎研究、核心技術、原始創新能力較為薄弱。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尤為緊迫。在創新戰略上，要從過去的技術追趕轉向構建局部優勢，主動在有較好科技基礎、符合未來科技發展方向、具有較強戰略價值的戰略性前沿技術領域加大投入，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領先優勢和非對稱反制能力。在創新路徑上，要從終端產品創新轉向中間品創新。中國部分終端產品已形成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核電、高鐵、工程機械和通訊設備等，但承載關鍵核心技術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軟件等中間品，仍主要依靠進口。中間品專業化程度高，技術迭代速度快，產業生態複雜，科技投入要求高，需要長期的技術和知識積累，必須整合優勢科技資源，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與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結合起來，強化創新過程中的市場需求導向和企業的主體作用，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在創新方式上，要從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以基礎研究的突破帶動引領性原創成果、戰略性技術產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領域躋身國際領先行列，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
第二，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是增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擴大在國際大循環中回旋空間的內在要求。過去一個時期，由於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經貿摩擦衝擊，中國經歷了兩輪產業外移壓力。疫情後，國際上又出現所謂供應鏈“去中國化”問題，給中國產業鏈穩定性帶來新的挑戰。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快調整，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尤為緊迫。要加快營造一流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鏈根植性。統籌推進補鏈、強鏈，針對“斷供”“缺芯”等問題，下決心培育可替代的產業鏈，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本土化，提高供應鏈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強抗風險能力。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強“四基”技術和重要產品的技術攻關和工程化應用，並為自主創新產品市場化應用創造良好環境。立足中國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先發優勢，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改造傳統產業，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既是增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的內在要求，也是有效應對外需拉動作用減弱、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要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在合理引導消費、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打通制約消費的堵點，提升傳統消費，加快培育網上零售、互聯網醫療、智慧旅遊等新型消費。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准度，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鼓勵擴大有效投資，補齊創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務、生態環保等短板。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第四，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清除經濟循環的體制機制障礙。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發展格局的演進過程，更是體制機制變革和創新的過程。要發揮改革的引領和先導作用，建設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構建與實體經濟結構和融資需求相適應的銀行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第五，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於增強對國際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改善中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使國際循環更有效提升國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邊境後”規制改革為重點，實行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進一步放寬外資的准入限制，擴大金融、電信和醫療等服務業對外開放，縮短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完善內外貿一體化體系建設，促進內外貿法律法規、監管體制、質量標準等相互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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