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中評專訪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關於“港獨”，現在香港有了國安法之後，部分“港獨”分子已經逃到海外。那些逃到海外的人，我基本的判斷是成不了太大的氣候，也只是“熱鬧”幾年罷了。還有一些留在香港，懾於法律的威力，也不會有太大的動靜。雖然無法徹底排除“孤狼”式的非理性行為，但從法律層面上講，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哪些行為是違法的了，正常人都會避免觸犯法律。只要國家發展的勢頭保持得好，香港慢慢解決一些積累的難題，治理得好，“港獨”之類的都不會成為問題。本來真正支持“港獨”的人也是極少數，不少人是利用這類的口號發洩不滿情緒的。關於香港回歸20多年來社會矛盾的演變，書中採訪文章提到社會的發展是多項議題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且很多時候是“化學作用”，可能產生施政者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也正反映社會問題的複雜性，不是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所以處理起來也需要綜合考量。關於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的發展，書中提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需要有一些具體的舉措，包括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等。
明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歷了不少大事件、小事情。書中的一些文章也談到了，其中有些事情，當時看很大，但時隔多年再看，又很小，如當年沸沸揚揚的“雙非”問題，現在已經完全不是問題了，當年有些人為了規避內地的計劃生育政策到香港去生孩子，現在國家都鼓勵生三胎了，所以說形勢變化之後，有些問題就不存在了。
但始終有兩個核心的問題，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兩條“鬥爭”主線，或者說是管治的主線。一個是管治權之爭，這屬於政治問題，即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能不能在香港落地，管治權到底在誰的手里，是在愛國愛港人士的手里，還是會落到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支持的反對派手中。從回歸到現在，管治權的爭奪一直是存在的。我們從香港回歸之後的幾次政制改革可以看出，因為政改是最能體現管治權問題的。實際上中央政府這些年已經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制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如果按照這個時間表來推進的話，2017年就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是在反對派與特區政府、中央政府的互動過程中，這個問題變成激化香港社會矛盾的一個政治性問題。在今年選舉制度修改後，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香港的管治權之爭暫告一段落。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涉及經濟民生等的深層次問題。到現在還有一些沒得到解決，或者說解決得不徹底。選舉制度完善之後，社會的政治生態會有所變化。這將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經過幾次選舉大體上可以定下來。在政治問題解決之後，接下來就是經濟民生等問題的解決。關於經濟民生領域的問題，有些還在研究，以尋找更好的解決辦法，有些已經在嘗試推進解決。如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從梁振英到林鄭月娥，都非常重視。梁振英時期，將土地房屋問題作為施政重點，林鄭月娥上任之初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施政報告中先後推出“明日大嶼”計劃和建設北部都會區。但土地房屋問題涉及到香港的長遠發展，且積重已久，解決起來難以一蹴而就，需通盤考慮，短、中、長期穩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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