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釋：
〔1〕Helen Milner,"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David Baldwined.,Neorela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4-145.轉引自秦亞青：《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讀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
〔2〕K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3〕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88.
〔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1.
〔5〕秦亞青：《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讀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
〔6〕李少軍：《國際關係大理論與綜合解釋模式》，《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5年第2期。
〔7〕倪世雄等著：《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第224頁。
〔8〕溫特指出，在哲學層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因素。由於這個定義含義太廣了，所以他將身份作為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參見【美】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81-282頁。
〔9〕溫特認為國家通過交流和互動建構起來的共同知識的外在表現，若國家經過交流和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理念”是“相互認為對方可以自治”，其結果就是“沒有中央政府”，也就是“無政府”。“共有理念”是文化的一種，所以“共有理念”也就是“無政府文化”。參見【美】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8-206頁。
〔10〕參見【美】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13-322頁。
〔11〕參見楊永斌：《建構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5月號。
〔12〕參見【美】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13-383頁；並參見董青嶺、李愛華《和平·發展·合作——關於中國國家形象建設的幾點思考》，《理論學刊》，2006年第4期。
〔13〕參見胡曉為：《國家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103-106頁。
〔14〕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ii Stuart Hall eds.,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Beverly Hills, CA: Sage,1997),p61.
〔15〕台灣學者黃彥穎認為溫特的建構主義以主權國家為分析單位，以嚴格的定義看待兩岸關係似乎不太合適。他指出，退一步想，可以將兩岸關係視為一個（國際）體系，兩岸之間互為主權，彼此對於“國家”的認同與利益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組成，而並非由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所構成。他認為建構主義運用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可以採取寬廣的態度，除了兩岸“政府”作為行為者之外，也有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行為主體”，包括兩岸協議。見黃彥穎：《建構主義和準國際建制——談兩岸協議簽訂》，政大典藏機構網，2010年6月12日，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50443。另外，朱雲漢、黃旻華也認為，國家之於國際，就像個人之於社會，每個人都有其歷史背景、家庭環境以及許多的社會化因素在起著作用，更何況在今日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家作為單一行動者的假設是過度簡化，所描繪的原子式互動也無法理解國家行為背後的動機，建構主義者在這點上同意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也就是國際政治不能排除其他非國家行動者的重要性，但強調國家本身就是高度受到社會化所影響，並且國內政治因素也必須整合到國際政治的分析中，缺乏這方面的理解，就無法得知國家的社會化現況為何，以及對其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認知如何。見朱雲漢、黃旻華：《探索中國崛起的理論遺憾、批判既有國關理論的看法》，載《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第34-35頁。台灣學者張家琪也依據溫特建構主義的理論分析說，“假若海峽兩岸建構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所產生的就可能是敵對的形象；若是既可以自治、彼此競爭，又不能被消滅，很可能就是對手的形象；若所建構共有觀念是國家既有主權，又彼此友好，也就可能建構為朋友的形象。”參見張家琪：《台灣兩大報眼中的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分析》，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第56頁。
〔16〕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因為兩岸的共同參與，所以名稱必須顧及一中原則及台灣的參與，故在國際奧委會、世界銀行、國際獅子總會，台灣地區被稱作中華台北，在亞洲開發銀行則被稱為中國台北，在世界貿易組織稱為台澎金馬單獨關稅領域或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
〔17〕按照國際奧委會1974年“名古屋協議”，台灣參與各種國際賽事時，在代表隊名、旗、歌上都有嚴格規定，名稱為“中華台北”名義，旗幟為“奧運五環旗”，歌是“台北奧委會會歌”。
〔18〕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參加。
〔19〕台灣祇能以“經濟體”身份參與相關互動，台灣地區領導人不能參加領袖會議，祇能由其派代表參加。
〔20〕以“中國台北”名義參加。
〔21〕王建民：《30年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發展回望（上）》，《統一論壇》2017年第6期。
〔22〕建構主義大師溫特把“集體自尊”與生存、獨立、財富（或稱生命、自由、財產）一起視為國家的利益。他指出：“集體自尊指一個集團對自我有著良好感覺的需要，對尊重和地位的需求。”他認為：“集體自尊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達。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集體自我形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這一點部分地取決於有意義的他者之間的關係，因為自我是通過移位於他者才能認識自我的。負面的自我形象往往是通過自己認知到的、他國的蔑視和侮辱而產生的。”當一個群體總是感覺受到另一個群體“凌辱”的時候，也是我者和他者界線明晰的過程。參見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29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