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樊吉社還分析了美國為服務於冷戰外交而創設的另外一些政府機構。首先，國會通過了《1961年對外援助法》，重組了當時對外援助項目的架構，對軍事和民事援助加以區分，創立了美國國際開發署，專門負責統籌安排救災、扶貧等非軍事援助項目，使之具有更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意義。其次，國會在1961年9月通過《軍備控制與裁軍法》，創設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其核心使命是從事和協調政策研究、為美國參加軍控和裁軍談判做好準備、處理與軍控和裁軍相關的公共信息。當然軍控署已經在1999年4月1號愚人節那天被合併到國務院，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最後樊吉社梳理了美國研究團隊的調整。二戰結束後，蘇聯研究勃興，專家隊伍快速發展，哥倫比亞大學在1946年設立了俄羅斯研究所，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設立了類似的研究機構，但從業者不多。50年代末，13所大學設立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項目，聚焦俄羅斯、斯拉夫和蘇聯問題研究。大學、基金會和美國政府共同推動研究的快速發展和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到後期，蘇聯發射衛星，所以艾森豪威爾政府敦促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撥付款項支持區域研究，蘇聯問題研究成為最受益領域。美國國防部、國務院與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在20世紀70年代也大力支持了蘇東問題研究。70年代初期，美國的蘇東研究達到一個鼎盛時期，成立58個研究中心，有83個頒發學位的項目，學習俄語的學生達到4萬人。
樊吉社說：“回顧去歷史上美國三次戰略調整，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以及能給我們的一些啟示。”第一，要凝聚對外戰略調整的國內共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第二，一旦出現戰略共識，就調集綜合力量指向特定的國家或特定方向，冷戰期間是指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恐時代是指向非國家行為體，指向中東等等。第三，國內決策機構會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是冷戰期間還是反恐時代，我們都看到非常清晰的特征。第四，在相關國別和區域問題上培育決策所需的支撐力量團隊，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這是對外戰略調整體現的主要特點，也是戰略調整從暢想到落實的實踐過程，它有基本的一個先後的順序。樊吉社認為，這四點既能總結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對外戰略調整，也可以成為解析當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一個參照的指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