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對何建明來說是陌生而又熟悉的。何建明的現場敘事更多地表現在零度聚焦，在接連完成了《革命者》《浦東史詩》《上海表情》《第一時間》等作品後，他在無形中也與上海的前世今生緊密相連。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從局外人的視角看上海；一是以“上海人”的視角看上海。兩種不同角度的觀察，自有不同的發現和表達，所以，何建明在書寫上海時先選擇了這座城市的前世。革命歷史題材的《革命者》，深度描寫上海大革命時期的波浪壯闊，在敘事中不但用史料證明上海革命地位的重要，也對參與上海革命風雲的革命者形象進行刻畫，在無比震撼中完成精神豐碑的塑造，呈現出史詩般的悲壯之歌。
何建明選擇英雄主義的書寫，用宏大敘事對中國革命重大歷史時間和時間節點追根溯源，重返當時那讓人熱血澎湃的世界。這樣的書寫是對革命者精神的寫照，也從社會層面對上海紅色文化進行挖掘。喜歡用細節來描繪全景的何建明，在以漸進式的介入感接近上海、了解上海。《浦東史詩》也是在寫歷史，不同之處是選取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機。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創建伊始的星星之火，一個是國家為實現偉大跨越的“試驗田”，都是發生在上海。如此看來，上海不僅能孕育紅色革命，還能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比起散發著沉重氣息的《革命者》，作家這次很直觀地寫下了新上海的紛繁變化，寫出了新上海的光明前景。
上海只是何建明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個關注點，書寫上海的同時，他也努力捕捉著屬於這個時代的變動。《國家行動：三峽大移民》寫盡了個人、國家、民族的痛與愛。他通過底層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國家發展的歷史，並將自己的態度和思考置於複雜的情緒中。他以底層百姓生存狀態的艱難去傳遞愛與希望，讓人看到屬於中華民族的堅韌性格。這種發乎於心的關懷，實際上已在體驗中超越了現實書寫。在《詩在遠方》中，“閩寧攜手、山海情深”的人性光芒，無疑是深厚而又豐富的生活經驗的采擷和總結，讓何建明用文字鐫刻下“閩寧經驗”的生動感人。在《那山，那水》中，作家也是通過全方位、多視角的採訪、調研，不斷打造著身臨其境的感覺，使之更具有可讀性、權威性、可信性。
說到底，何建明所要表達的文化魅力，在於作家的思想是否深刻，能否表現出時代的精神。《大橋》中的“小表情、大世界”的反映和對比，完全就是圍繞著“國家敘事”在進行，從歷史與現實方面發出時代新聲。而《江邊中國》《山神》《大橋》《時代大決戰》等作品，也都是站在國家的高度去敘述、去記錄、去講述。
只有真實，才能讓敘事富有震撼力、說服力、感染力。這些效果的產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圖景、歷史往事、時光變遷、精彩人生，無論是反映社會危機，還是面對各種精彩紛呈的變化，都有著審美書寫下的深切關懷，都無法離開情感的支撐。何建明的寫作主要著眼於社會熱點、焦點問題，通過不斷的探尋去挖掘人性，表達著對現實社會和人性的思考，以及對傳統價值的建構，這是作家必須要承擔的使命。在《第一時間——寫在春天裡的上海報告》中，作家真實面對上海這一現場，經過不斷的體驗和觀察，寫出這座城市面對疫情時的火熱，讓人從真實面對中感受到力量。《那山那水》散發著人情味和憂國憂民的情懷，讓讀者逐漸走進作家內心世界。
如果說，細節是報告文學的亮點，那麼情感無疑是貫穿報告文學的氣血，越真實越能打動人心，越細膩越富有審美情趣。何建明的作品既能當紀實作品來讀，也能視為史料來見證社會發展，某種程度上，他的寫作是對於人生的冷靜觀察，是真實敘事下的引人入勝，是宏大敘事下的情懷表達。
現實主義筆觸下的紀實表達，更多基於國家重大歷史進程和重大歷史事件，書寫這種獨樹一幟的美學品質，不僅意味著作者對時代的時刻關注，同時也有著作者對於“國家敘事”內涵的獨到解讀。《浦東史詩》中，作家寫出了浦東新區30年的發展變化歷程，深層表達了國家力量下的時代精神；《大橋》反映了港珠澳大橋的艱辛和偉大，實際上是國家建設美好社會的理念和情懷。何建明的這些作品，取材於大視野、大工程，表現出作家的自信、擔當；其次，敢於直面新時代國家、社會發生的變革，力爭寫實、寫全這個不斷開放發展創新的時代，這需要文字上的駕馭能力，更需要對社會發展的敏感和前瞻的目光。此外，他善於以小見大，用小人物的成長歷程來反映大時代。以這樣的視角進行深度挖掘，反映一個時代的風氣風貌，使得報告文學架構更具張力，更為生動鮮活，從而在情感和故事的交織中，實現了時代圖景的細致描繪。
作家是一種職業，其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何建明的書寫是深入挖掘後的思考，是另辟蹊徑下的感受，是藝術化的真實記錄，只有如此，才能展現出人物的個性，和事件的全景。通常情況下，故事是平民化表達下的特殊視角，情節是平民化情感下的微觀表現和精心描摹。這些特點都鮮明地體現了作家濃厚而又真摯的情感，讓人從生動、有趣或沉重中感受到作品的質感。何建明的作品喜歡以故事化的敘述放大細節、刻畫細節，從人物身上發現和渲染不同的情懷。《根本利益》中提出的“共產黨員一定要為人民做事，尤其是為弱勢群體著想，我們的黨在百姓中才有威望”；《部長和國家》中血濃於水的真情實感，平民化視角下的情感流露是對於平民情懷的還原。
文藝的根在社會底層，如果不能從報告文學的審美情趣和責任擔當切入，這樣的經驗和現象無從談起。何建明堅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表達人民的心情、心願、心聲。這種站在百姓立場的寫作，可以視為一種文學現象，其實也可以當作何建明的寫作經驗。《中國高考報告》《落淚是金》《恐懼無愛》寫出高考大國的現實境況，作品中所刻畫出的人物，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在文學大觀園中熠熠生輝。到了新世紀，他在《國家》《國家行動》《大橋》等作品中的精神建構和情感升華，直接導致審美變化和矛盾都非常突出，但在這樣的精神底色下，他打破以往報告文學單一化的模式，無論是寫浦東改革開放、港珠澳大橋建設，還是寫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殺，“宏大敘事”中更多關注大事件中的歷史細節，“時代意見”中聚焦與建構的是時代精神，
這些經驗體現出“國家敘事”的魅力，就是時時以國家視角為基點觸動人心，以史詩般的筆觸“獲得描寫和敘述的自由”。其文化價值和精神，就在於作家關注時代、關注民生的社會責任感。通常情況下，這種融入自我觀察和思考的報告文學選題，自然也蘊涵著作家的人生經驗。無論是著眼人間煙火氣息的日常生活，還是關注對社會、民族或國家的重大事件，本質上都是為讀者解讀和揭示不為人知的真相，以文學的形式展現生存的艱難，人性的偉大，人類精神的不懈追尋。
對於人文精神的堅守與追求，對生命的反思、叩問與堅守，是何建明多年來人生況味的“碎片”系統聚焦，從中可以依稀窺見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這種家國生命體驗下的審美，充溢著報告文學創作的經典範例，也是作家對於“國家敘事”樂此不疲的關鍵。某種意義上，何建明的精細書寫主要基於真實的第一手素材，看似疏散無力的事情經過記錄，演繹出日常書寫的要義；看似傾向於宏大敘事，隱匿的卻是細節構成的文化內涵。報告文學的寫作應該在現實書寫中講述大時代下的中國故事，讓老百姓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也使得人物的表現與時代發展相融合，逐漸承載起為國、愛國的精神理想和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