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戰爭與和平的再思考。二戰結束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既導致歐洲的割裂和分治，同時也創造了一種“長和平”現象，主要原因是東西方兩個陣營之間達成歐洲傳統上的“勢力均衡”格局，再有是因為歐洲各國飽受戰爭之殤，“和平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也成為全球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主要力量。這一觀念性力量在冷戰結束後得以保留，一方面對維持歐洲本土和平繼續發揮出作用，另一方面對歐洲各國參與北約對外干涉行動（如伊拉克戰爭）有所制約。俄烏衝突終於將“長和平”打破，給歐洲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心理震撼。在外交和媒體上作出初步反應後，隨著戰爭推進和更多叙事的發生，歐洲人將作出更為強烈的反應。比如，烏衆多核電設施是否因戰火發生洩漏并引起生態災難，美在烏生物實驗室是否存儲大量危險病毒和會否流出，俄烏、俄美之間會不會爆發生物戰等，都可能是下一步歐洲社會關注的焦點。這些後續事態如何發展，是否對歐洲後現代主義思想產生幻滅效應，不僅關乎其自身“軟權力”的興衰，對世界思潮走向及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或有相關的影響。近來，國內學術界和自媒體中已經出現直言“權力政治回歸”，重提“叢林法則”的一派觀點，這個現象值得重視。在筆者看來，“回歸叢林”之說反映了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心態，帶有否定“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危險毒素。世界歷史的演進從來不是直綫而是曲折迂迴的，而是由新舊矛盾相互交織、新舊觀念相互激蕩、新舊動能交互來完成創造和實現更替的，人類祇能通過“交換、比較、反復”的認識過程、逐步揚棄舊的、落後的東西。今天，我們身處“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一方面要明白它必然是由新舊混合的複雜動力所推動，霸權主義的舊勢力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還會不斷製造動亂和麻煩。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要時刻做好反對和制止戰爭的各種準備；另一方面，還要看到世界已在日益互聯互通過程中深度交融，和平相處、和合共生、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基本方向不會輕易逆轉。祇有摒棄冷戰思維，摒棄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維護自身安全的邏輯，摒棄以擴張軍事集團謀求地區安全的做法，在重視和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基礎上，通過談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地區和全球安全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烏克蘭及其他安全危機，逐步接近“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美好願景。⑨
三、中國的應對之道
對於國人（包括專業研究者）而言，俄烏衝突應在意料之外，因而同樣釋放出很大的衝擊力。由於信息雜陳，站位、視角和心理偏向千差萬別，社會輿論可謂百花齊放，莫衷一是。總體而言，公衆最關心的還是中國如何應對以保護自身利益問題。在此，筆者提出相關芻議。
（一）要講公道。國家制度性質在根本上規定了一國外交的價值取向、基本原則、行為規範和處事風格。中國外交思想是中國文化價值與無產階級道義觀、歷史觀、國際觀有機結合的產物，是區別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新中國與世界其他政黨、國家對外關係思想和外交理論的基準。中國對待俄烏分歧及其後續衝突的立場正是來自於此并有所發展。其一，認為烏克蘭問題是各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俄烏雙方的合理安全關切與訴求都應受到尊重并妥善解決。其二，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不贊成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或通過強化甚至擴張軍事集團來保障一國的安全。其三，主張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有關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動，都要以地區和平穩定為重，以各方普遍安全為重，應有利於緊張局勢降溫，有利於推動外交解決，而不是可能激化矛盾。其四，提出防止烏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的“六點倡議”。其五，明確反對用粗暴制裁的辦法施壓，主張以協商談判作為解決之道，并“願繼續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在需要的時候同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旋”。由此看出，在處理複雜國際問題上中國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重視系統分析和遠近兼顧的處置辦法，力求在國際公理、規則和複雜的歷史經緯之間取得平衡。據此，中國總能在國際舞台上與強權、霸道拉開距離，保持相對超脫、有利的外交地位，反而能在爭議各方中贏得信任，開展勸服工作。
（二）以國家利益為上。理論上，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來源於“主權在民”原則。人民是外交所代表的主體，也是其服務的對象。在實踐中，人民的訴求多種多樣，由國家作出具體的利益區分，體現為外交目標的主次排序。因此，外交工作必須因時因事因地將國家利益與具體目標協調一致起來。在俄烏衝突之初，國內外對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不少議論，有些還過度解讀、渲染其針對性。事實上，中國政府已在雙方聯合聲明中申告，發展中俄關係是基於雙方共同願望和利益，并不針對第三方。衆所周知，兩國之間擁有4374公里的漫長邊界，中俄在能源、糧食、航天、軍工、大宗產品、工業製成品、民用品等領域存在高度經貿互補潛力，當然雙方對於重大國際事務的主張也更接近。這些都是顯而易見但十分重要的國家利益，不會因某個事件而改變，中國也不可能看其他國家的臉色行事。同理，中國與烏克蘭不僅有傳統友誼和類似的貿易互補性，還高度重視烏在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國自主發展對烏關係自然不會受制於同別的國家關係。祇有如此，才能充分體現中國外交的完全主權、獨立地位，有效維護國家根本利益。
（三）要“慎武”也要“善戰”。就行為方、規模、國際影響等論，俄烏衝突應是當代軍事鬥爭的重要案例。雖然中國在這場戰爭可以置身事外，且雙方戰事尚未終止，我們仍當及時研習，借鑒其經驗教訓。《孫子兵法》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戰爭終究要死人，造成人間災難，故而要謹慎對待，不戰而勝是戰爭的最高境界。一方面，要瞭解在當代條件下戰爭的代價難以準確估算，其中還包括人的心理損傷、社會關聯與影響、對外信譽損害等。我們要注重汲取民族文化精髓，堅持“慎武”理念和總體國家安全觀，守住對外用兵的紅綫和底綫，絕不輕易動武。另一方面，還要清醒地認識“以戰止戰”的當代意義。中國的安全環境是世界大國中相對惡劣的，我們還有一些尚未完成的民族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使命。隨著日益成長為全球性新興大國，維護中國海外公民利益也成為國家安全的必然內涵。中國軍隊要能打善戰，就必須注重在以下幾點上再鑽研，多準備：一是發揚政治工作優勢，築牢人民軍隊本色意識，做好戰前思想動員，讓指戰員充分理解行動的正義性、合理性；二是傳承中國軍隊“不打無把握之仗”和“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制勝思想，在今天條件下更加注重多維空間、諸軍兵種協同水平以及指揮、控制、通訊和情報系統的效率保障；三是加快武器裝備高效、精準、實用和特異化發展水平，以適應中國軍隊實戰場景多樣化需求，儘早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目標；四是重視特種戰、信息戰、心理戰的戰場應用，特別應從俄軍下一步開展城市戰鬥經驗中吸取智慧；五是注意研究和發展具有中國軍隊特色且適應國情世情的人道主義保護和救援理論、戰場規範和行動規程；六是注意借鑒、積纍防核、防生化、防擴散的實戰經驗，形成管用有效的操作預案。最後，加快體制機制建設，提高中國軍隊的相關統計、報告、評估和對外聯絡、傳播等相關系統一體化協作水平，確保戰時應用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四）提高應對外部全面制裁的綜合能力。鑒於美西方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圖謀難以改變，除對中國直接軍事打壓外，實施對華制裁是其慣用手段，也將是中國新時代偉大鬥爭無法迴避的最大挑戰之一。中國應認真汲取俄羅斯提供的前車之鑒，加緊綜合研判和各類預案準備，細化總體國家安全規劃和相關法規，強化各類權能、責任、專業和資源之間的有機結合，特別注重在“以民為本，以戰為要”和“發動群衆，依靠人民”思想指導下，有序推進內外貫通、政經一體、央地聯動、官民共建、平戰結合的應激反應體系建設，也為動員和調集一切力量有效應對來自外部的長期壓力奠定基礎。
注釋：
①梁瑞紅：《俄烏能源合作制約因素及對大國利益格局的影響》，《亞非縱橫》2009年第3期，第33頁。
②Victor Davis Hanson, 'Lord Ismay, NATO, and the Old-New World Order', July 5,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7/07/nato-russians-out-americans-germans-down-updated-reversed
③宋魯鄭：《烏克蘭戰爭是西方國際秩序的必然結果》。公衆號《國際戰略研討》2022年3月7日。
④孔田平：《烏克蘭：“歐洲之門”的困境》，《世界知識》2022年第5期，第32頁。
⑤3月9日，烏克蘭執政黨人民公僕黨發表聲明稱，烏不可能在未來幾年加入北約。此前，烏總統澤連斯基也表示對加入北約問題“早已心灰意冷”，其助手也透露“已經做好與俄羅斯就中立地位談判的準備，但（條件是）必須獲得安全保障”。《烏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若提供安全保障，烏克蘭準備討論中立地位問題》，央視客戶端2022年3月10日。https://m.gmw.cn/2022-03/10/content_1302837156.htm
⑥梁由之：《沙特、阿聯酋領導人拒接拜登電話》，《環球時報》2022年3月9日；香港中國通訊社：《歐佩克秘書長：世界沒有替代俄石油出口份額的產能》，2022年3月9日。徐立凡：《美國高官罕見訪問委內瑞拉，不同尋常的背後隱藏什麼小心思》，《新京智庫》2022年3月8日。
⑦黃靖：《烏克蘭陷阱及其影響》，公衆號上外《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2022年3月9日。
⑧德國總理朔爾茨日前宣布，將德國防預算占比提高到2%以上，為1945年以來首次突破這一上限。熊煒：《“走對這一步，德國將一舉扭轉國運”，俄烏危機的意外結果》，公衆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2022年3月3日。
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大使出席聯合國大會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2022年3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wbd_674895/202203/t20220303_10647403.s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4月號，總第2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