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8日電／網評：以黨建引領推動基層協商治理現代化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李德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黨領導下的基層協商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和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的創新舉措。準確把握新時代黨建引領基層協商治理的內在邏輯和著力重點，對於提高基層治理能力，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
黨建引領基層協商治理的三重邏輯
從理論邏輯來看，黨建引領基層協商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實現雙向互動的重要機制。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引領社會的理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深化了黨建引領機制的構建，通過協商民主融入基層社會，使協商從高層下沉到基層、從政府擴展到社會，逐步形成政府與社會協商共治的治理形態，使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緊密相連。這一協商治理機制形塑著革命、建設和改革發生所需的群眾基礎，而群眾意願的表達和基層社會結構也會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行和政策取向。
從歷史邏輯來看，基層協商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探索出的民主治理形式。黨建引領基層協商治理既有和合文化基因和自治因素，又有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如果說民主參與、民主施政、協商於民是基層協商治理的重要呈現方式的話，革命語境中的“協商”便是實現革命組織動員的重要方式，深嵌在黨組織深入鄉村社會的全過程。這一過程創造了參政議事、提案活動、代表聯繫群眾、“三三制”政權原則等實踐形式，體現了基層民主的發生邏輯。新中國成立之後，協商民主逐步融入現代國家治理之中，創造了勞資協商會議和職代會制度，開啟了城市居民自治先河，融入鄉村社會整合體系之中。改革開放以來，“鄉政村治”和“街道—社區”體制的興起，尤其是行政權和自治權的分離和協作，釋放了社會活力，拓展了基層協商治理空間，使之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實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