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製造業轉移是一個集約化發展的過程。隨著地區間的土地價差擴大，一方面製造業輸出地以“三舊改造”為抓手，將土地資源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上來，使單位土地產出率明顯提高。另一方面製造業承接地以園區發展為重點，通過園區規劃與建設，提供不同產業發展所必需的公共設施，如對化工產品、金屬製造等園區污水排放的集中處理，把不同企業招聘的技工和人才所必須的住房、教育納入公共服務範疇。此外，為提高園區經濟密度（單位土地面積的GDP產值），許多產業園區創新管理方式，通過引進產業鏈中龍頭企業，並委托其對園區經營管理，帶動了上下游企業入園，實現了園區向集群的轉變。美的南沙工業園建設與經營管理提供了這樣一個成功案例。
廣州在推進製造業轉移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指出，近年來，廣州在推進產業鏈上下游對接、地區間產業轉移合作和科技成果跨地區合作等三種製造業轉移模式落地中取得了明顯進展。接下來，要持續做好製造業有序轉移，還需處理好以下三個關係。
一是製造與服務的關係。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的國家中心城市，廣州經濟的影響力與競爭力從來都不是以自己的生產和服務滿足自己消費的自我循環來衡量和評價的，而是看全省、全國乃至全球經濟對廣州的發展需求和廣州高質量地滿足這些需求的程度。在企業跨地區配置日益普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對廣州具有優勢的技術服務、商務服務、外貿服務、社會服務、創新服務與生產服務等產生了需求。滿足這些日益增長的需求驅動了廣州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並促使其占比遠遠高於其他城市。但是，這與製造業立市並不矛盾，而是更聚焦於製造業鏈條上的中高端環節，如總部經濟等以及為製造業發展提供各項專業化服務的領域。如果整個製造業遷走了，那麼，研發與營銷就失去了基礎。當前在企業跨地區布局中，製造業發展已從一個城市的自成體系轉向了地區分工合作推動。
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製造業轉移不是靠行政指令來實現的，而是企業根據不同地區的相對成本和市場變化自主選擇的結果。雖然政府不能替代企業做出在哪裡投資的決策，但是，可以通過公共品供給的數量與質量影響與引導企業的投資決策，諸如運輸條件、營商環境、市場秩序和教育醫療等。而地方政府是當地公共品的供給主體，一個地區提供什麼樣的公共品，直接影響著當地企業的成本收益。現實中，地理區位和資源禀賦接近的兩個省市在承接產業轉移時存在明顯差異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引導企業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在這個方面，廣州可探索的產業合作空間還是很大的。比如說，如何將具有引領性的營商環境標準更有效地延伸到共建的產業轉移園，或如何以“產業飛地”模式，發揮廣州品牌和廣州標準在吸引製造業有序轉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等。
三是集聚與擴散的關係。城市是通過與外部互動來實現能量轉換的。一個城市如果傳統產能轉不出去，那麼，新產業就缺少發展空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的港澳地區因缺少發展腹地，使新產業發展受到限制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如果傳統產能轉出去了，而新產業、新產品或新業態沒有及時地發展起來，那麼城市也會出現動力不足甚至衰落，如，20世紀80-90年代英國利物浦、曼徹斯特和伯明翰以及美國的匹斯堡、芝加哥等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就是例證。只有通過創新驅動，不斷推陳出新，才能在保持城市增長中創造出源源不斷的產能外溢，進而形成廣州與其他城市的聯動發展。對廣州而言，必須堅持把創新擺在全局發展的核心地位，不斷營造適宜創新創業的生活、工作與生態環境，使不斷流入的高素質人力資本進得來，留得住，過得好。只有加快創新發展，才能提供源源不斷的轉移資源，從而更好地促進廣州與周邊城市聯動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