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院校、科研機構對於古籍整理成果的認定普遍偏低。在評獎時，古籍整理成果通常會排在專著、論文之後。”在張劍看來，這個評獎結果雖說意外，卻也符合很多評價體系的“慣例”，“一些高校的職稱評審也是這樣，專著、論文才是硬指標，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無，而且在評價體系中的分量也遠不能與專著、論文相比。”
“在目前的學術界，重論文、輕文獻成為一種傾向，古籍整理在學術體系裡不被重視，這導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學者不願意從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編輯多年，中華書局總編輯周絢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艱辛：整理者必須逐字逐句讀懂古籍，而不能跳過自己不懂的內容，因此也就無法“藏拙”，為了解決一個斷句問題，常常需要查閱很多文獻資料。
標點在古籍上的一個個逗號、句號，看似簡單，卻凝聚著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單位把這一個個標點看得過於簡單，把古籍整理當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堪憂。
“現在，對於專著、論文的學術價值認定，已經有了一套較為成熟的評價標準，而在古籍整理領域則缺乏有效、明晰的評價指標，這就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一方面優秀學者不願意從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面劣質的古籍整理作品屢見不鮮，使大眾對古籍整理產生偏見和誤解。”張劍認為，可以通過創新性、難易度、重要性、規範性、可靠性這五個標準對古籍整理的學術價值進行評價，“隨著《意見》的出台，我期待未來可以建立一個指導性標準，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學術價值，使古籍整理與專著、論文形成並駕齊驅的關係。”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學界有責任，也離不開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實踐性很強，古籍編輯必須具備文史哲通識。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項目增多，投入雖多了，但編輯人才隊伍還沒有培養起來，於是一些項目化、工程化出版項目變成‘急就章’，難免出現粗制濫造的現象。”周絢隆說，如今很多專業古籍出版社都出現了編輯隊伍青黃不接的情況，“我們要花更多時間培養編輯隊伍。” |
